制定科学的税费率首当其冲。有人主张，企业觉得负担加重，是因为过去它们没有依法合规，是纠正它们的错误。某种程度上来说是没错。但也要看到，税费率过高有征缴效率低的原因，由不发达地区比发达地区费率高可见一斑。一些研究指出，我国企业社保费率应低于22%才能维持企业的竞争力。要解开这种恶性循环“怪圈”，除了加强征缴规范化，必须将税率降到合理区间。此外，尽管要为历史、现实的一系列问题“买单”是不可回避的，但应当从长计议，“放水养鱼”搞活经济加大征缴基础，而非“涸泽而渔”扩大征缴数额。

此外，政策推进也需循序渐进。其实，我国现有“困境”并不独特。英国是世界上最早建立社保制度的国家之一，其也经历过此阶段。1925年，英国政府决定将原有的非缴税年金计划改为缴税年金计划，产生了社会保险税。那时，他们也同样国内社保资金严重短缺，社保管理不统一，民众积极性不高。因此，最初社会保障税的征收很少，政府在社会发展过程中不断调整社会保障税基和税率，才找到了在国内社会保障体制下的税负相对平衡点，逐步建立起了成熟的公共财政模式。或可以作为借鉴。

而且，需要支持创新，扩大减免。从长期来看，不可避免的现实和根本性解决办法都是，中国的经济、产业和企业转型升级。劳动密集型为主的企业应对劳动力成本上升的解决之道，是进行技术和管理升级，从而增加产品附加值、增强产品竞争力、提高产品和企业利润。社会保险会捉襟见肘的解决之道，是丰富保险层次和结构，建立起基本养老和企业年金、商业保险等共同为支柱的社会保险体系。这种转型升级，不会一蹴而就，也需要财政发力，从社保和各种税费上予以减免、优惠以引导、促进。可以说，从长期看，对企业税费的减免优惠不是单向的“给予”，而会是双向的“互惠”。

后记

社保“费改税”等，无疑在征缴效率上有了极大提高。

但是，征收管理的高效性，不仅体现在其强制性和执行力，也应体现在社会公平性和经济效率的提高上。

单方对社会保障大包大揽，或者难以负重，是真的。但希望社会共同承担，就要也清楚，必须把手中的权力和收益也相应的赋予社会各界。

用更多的耐心，把着眼点更多放在“市场”上，更深刻了解社会需求，改变互相“加压-逃避-再加压”的管理关系，而进入共同富裕共担责任的公共管理模式，才是更好的选择。

（作者万喆系经济学家，澎湃新闻特约评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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