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行和国资委官员的公开讲话带火了“竞争中性”。除此之外，所有制中立和改革乘数效应也受到关注。竞争中性、所有制中立、改革乘数效应是什么？它们被提出对中国经济发展有何意义？澎湃新闻记者就此采访北京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教授崔凡、上海社科院世界经济研究所副所长胡晓鹏及东方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邵宇。

竞争中性：强调国企和民企间的平等市场竞争地位

10月14日，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在2018年G30国际银行业研讨会上提到，考虑以“竞争中性”原则对待国有企业。这是“竞争中性”第一次出现在中国正部级官员的对外讲话中。

10月15日，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副秘书长彭华岗在2018年前三季度央企经济运行情况发布会上也提到了“竞争中性”原则。他表示，国有企业改革的思路、目标就是要使国有企业真正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担风险、自我约束、自我发展的独立市场主体，经过改革以后的国有企业和其他所有制企业是一样的，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这与“竞争中性”原则是一致的。

竞争中性（Competitive Neutrality）也被称为“竞争中立”，它强调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间的平等市场竞争地位，通过公平的市场竞争机制消除国企在资源配置上的扭曲状态，实现市场配置资源，增强所有市场参与者的竞争力。

20世纪90年代，澳大利亚曾引入竞争中性框架进行改革，清除国有企业的优惠政策。当时，澳大利亚联邦政府、州政府的公有制企业占据大量生产资料，导致垄断，影响经济运行效率。1991年，澳大利亚政府决定建立一套国家层面的竞争政策并于次年对竞争政策进行大规模重新审议。

相关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