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四大行的支行，很多都可以做同业业务，支行只是卖一个现成的产品，客户是自己的，现在这个业务才逐步收回去。”上述股份制银行人士说，在当时的情况下，这一授权很可能成为被支行人员利用的漏洞。

根据涉事建行支行行长张某的庭审证言，他提及了上级分行的“转授权书”，称“2013年9月1日至2015年4月24日，建行重庆市分行转授权书系列文件是真实的”，但是建行重庆分行给该支行的是可以从事相关业务的概括性授权，而非专门针对“乾元16号”的这笔融资。

张某证词还称，对接妥当后，浙商西安分行到其所在支行盖章，其大致看了内容后盖了支行公章，没有登记用章，也没有按照内部规程审批，属于个人私自盖章。

除了一般授权被作为漏洞利用，银行业内人士还认为，如果要隐瞒上级行，必须在资金账户上“做手脚”，才能最终达到目的。

“出了这种问题，一般都是账户管理出了问题，有关人员开了虚假的银行账户，”上述股份制银行人士说，为了便于资金使用，一般情况下，支行会开一个行长控制的一般存款账户，而银行间的正规交易一般是划款到头寸账户，而不是一般账户。

该人士还称，因为浙商银行购买的是建行的理财产品，资金应由建行托管，虽然经过多层嵌套，但认购资金应该先支付到建行，再由建行拨付到资管账户，最后进入融资方手中。如果资金进入其他账户，监控并不难发现。

而张某的证词也证实了这一点。判决书显示，建行、浙商银行签订的是保本理财，到期后建行必须支付本金，从而形成隐形担保。正常情况下，建行发行的理财产品，必须将资金管理专户掌握在手中，不会发生认购款流向第三方掌控的情况。

张某还称，“乾元16号”的交易结构是，建设银行对浙商银行发行理财产品，但只签订协议，后者出资不经过建设银行账户，而是流入了其他人掌握的资金管理专户，该专户用于购买券商承销的某公司债券，于是资金就由浙商银行流向融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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