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从整个案件过程来看，西安分行虽然进行了面签、核保程序，但在查验产品编码程序时却出现了缺失。相关人员在判决书中的证言亦未提及这一过程。

根据披露，2015年4月，浙商西安分行接到相关业务信息，并经核实后，同年6月派出客户经理、核保人员，前往建行重庆某支行现场核保、合同签订。在建行该支行行长办公室，浙商西安分行人员见到了该支行行长，并由后者在协议上签字、拍照后，由涉事建行支行长安排办公室人员盖章。但在整个过程中，均未提及进行了查验产品编码。

判决书还显示，2015年7月，经浙商西安分行人员联系，浙商银行上海分行进行内部审批流程后，前往上述建行重庆支行办理了面签，购买了4亿元理财产品，同样也未提及查验产品编码的过程。

判决书披露后，浙商银行的上述做法，引起市场广泛质疑。

“银行购买同业理财，一般也都是面签，统一编号和备案虽然是必须的，但备案是事后的，查编号也没有硬性要求。”华南某股份制银行同业业务人士对第一财经记者称，浙商西安分行的做法虽有漏洞，但更主要的原因，与当时行业通行做法有关。

“在2015年那个时候，虽然监管要求理财产品编号，但是查备案、编号不是必备程序。”某银行人士对第一财经记者称，这也是为什么浙商银行只走了核保核签，却没有查备案的一个原因。

不同于个人理财，早在2014年初就已建立规范的产品编号披露、查询制度，浙商银行在建行购买上述理财产品时，银行同业、对公理财的全国集中登记体系尚未建立。

原银监会有关负责人在2018年3月的一场发布会上表示，2017年，针对同业、理财和表外业务等为重点，开展“三三四十”专项治理和综合治理，同时指导银行业理财登记托管中心建立理财产品信息登记系统，初步实现了理财产品的全国集中统一登记和穿透式信息报送，提供产品登记编码的验证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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