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行卖的产品是现成的，合同都有固定版本，甚至个人都能在网上买到，况且对方人员、场所、公章都是真实的。”上述股份制银行人士猜测，浙商银行开展上述业务时，估计也套用了现成产品，内部审批上容易通过，也不用查产品编号、备案等，而这一漏洞恰巧被涉事方利用。

尽管如此，并不意味着浙商银行在此过程中，业务管理没有漏洞和失误。在理财产品投资前，该行既未进行实地尽调，投后亦未跟踪监控资金用途和流向。

判决书披露，“乾元17号”融资方财务总监甘某在证言中称，其与建行重庆上述支行行长张某取得联系后，甘某又与张某介绍的中间人、通道方金融机构人员联系，最后完成了融资，而且“融资材料提供、报送很快，没有银行对该公司和项目进行考察”。

而浙商银行上海分行顾某则在证词中称，该分行购买的“乾元17期”，由建行发行，且为保本型产品，建行重庆上述支行的责任是承担按季支付理财收益，以及到期后兑付本息责任，业务风险较低，且产品说明书称资金用于同业存款，因此未跟进后续投向。

被利用的授权漏洞

投资方银行尽调、投后管理出现缺陷的同时，卖方银行的内控可能也存在缺失。而其中最大的漏洞可能出在业务授权、账户管理上。

判决书显示，监管检查发现浙商银行购买的上述理财没有产品编号后，经建行重庆分行相关业务部门负责人证实，该行在重庆范围的理财产品，都是由其所在部门负责发行、下属支行及各网点对个人和机构销售，但该行未发行过乾元16期、17期产品。

第一财经记者从银行同业人士处得知，2015年时，经过上级行授权后，部分国有大行的支行，可以以自有客户开展同业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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