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避免回归旧有的保增长与加杠杆模式。此次政策调整，决策层明确提出不搞“大水漫灌”式强刺激，但如何把握好政策转向的力度，防止再次演变为过度宽松，从而避免去杠杆的努力付诸东流，是首先需要注意的问题。客观而言，目前的宏观调控体系仍未彻底摆脱多年来形成的“一收就死，一放就乱”的痼疾。即便是政策的边际放松，在执行过程中也有可能会变形走样。对于定向调控这类的结构化操作，一旦在局部开启一定的政策空间，在各种套利机制的作用下，也可能在整体上产生非预期的政策结果。当前，尤其要防止流动性漂移带来变相加杠杆，重拾依靠房地产和基建两大部门拉动经济增长的旧有模式。

第二，以效率改进获得去杠杆的持久动力。鉴于目前宏观杠杆率的部门分布状况，非金融企业特别国有企业去杠杆仍是结构性去杠杆的关键。这一轮的国有企业去杠杆与收入端或资产端的改善有较大关系。近两年在去产能和环保风暴的影响下，由强制限产引发的供给收缩使得上中游行业利润保持了可观的增速，并与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增速的变化保持着较强的同步性。国有企业在上中游行业中的占比较高，相应带动了国有企业利润增速的明显改观。在国有企业轻微去杠杆的同时，年初以来私营工业企业的资产负债率却出现了较大幅度的抬升。这一波私营企业的加杠杆并不是伴随经济复苏的主动加杠杆行为，而更多是在融资环境恶化和国有企业挤出效应共同作用下的被动加杠杆行为。要破解这种困境，迫切需要从效率改进入手，进一步优化企业的债务资金配置，果断打破刚性兑付，加快“僵尸企业”出清，把其占用的信贷资源释放出来，促使债务性资金更多配置到新兴产业部门、高效率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在提高债务资金使用效率的基础上，修复企业部门的资产负债表，降低企业部门的负债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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