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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汇供求关系变化是影响汇率变化的基本因素。人民币汇率市场化程度提高应建立在国际收支基本平衡的基础之上。2017年至2018年一季度,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稳中有升,除了美元指数连续下跌和中国经济数据超预期以外,针对外汇和资本流动的宏微观审慎监管持续加强则起到了关键作用。
2017年下半年以来外汇市场供求趋于平衡,主要得益于监管政策收紧下,购汇量的持续低位运行;市场主体结汇意愿有所回升,但依然处于低位。2018年上半年结汇率为66%,较2017年同期上升了3个百分点,说明市场主体结汇意愿有所回升。未来不仅需要宏观经济和政策方面的改善来创造良好的实现条件,而且还需要在企业结汇方面采取针对性举措。形成有效的市场供求关系调节机制,这是未来汇率对市场化改革不可或缺的重要任务。
2014年后,伴随着中国经济转型过程中下行压力的显现、美联储加息和美元持续升值,市场持续和阶段性地存在人民币贬值预期。在市场非理性预期及其行为的推动下,市场贬值压力还会进一步增大,股市和汇市容易形成联动效应,从而进一步增加人民币贬值压力。市场单边贬值预期的形成有非理性因素,也有理性的成分。在目前的内外部条件下,要完全消除单边贬值的预期是不现实的。淡化这种预期可以选择的方式包括:增加汇率弹性来一定程度释放单边贬值压力;逐步改善内外部条件,从基本面上缓释贬值预期的动因;通过合理、有说服力的引导来影响市场预期。
应坚持和完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
一直以来,汇率制度和汇率政策都是金融领域内最有争议的话题。事实证明,既很难找到某种汇率制度可以适合所有国家,也不存在适合一个国家不同时期不同需要的汇率制度,更没有只有利而无弊的汇率制度。汇率与其他金融市场变量一样,极易发生超调,似乎超调也是一种常态。大国汇率尤其如此。往往相关国家的利益诉求对一国的汇率政策乃至于汇率制度会形成某种压力。因此,汇率制度和政策的选择需要统筹考量、综合平衡。未来我国应继续在汇率基本稳定、资本流动平衡和货币政策独立性三者之间寻找利大于弊的格局。
“莫看江面平如镜,要看水底万丈深。”随着全球经济重心日益变化,“望美元而动”并不具有永续的必然性。 汇改以来,人民币初步实现了与美元的脱钩,2017年至今两者名义有效汇率的相关性已降至5.7%
央行对人民币汇率的调控目标在于缓解交易上的羊群效应和逆周期性、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基本稳定。这意味着人民币汇率需要保持在一定的关键点位之上,从目前来看,7很大概率就是这一关键关口。
8月2日,离岸人民币兑美元跌破6.86关口,日内跌超350点。在岸人民币兑美元也跌破6.84关口,较前日夜盘收盘跌200点。 “6.7”,“6.8”关口先后失守,过去数月人民币发生阶段性贬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