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投资人的角度讲，企业应该是研发的主流，可现在还不是，国有的科研机构仍是主流。”许小林曾公开称。

财政的科研投入，常被用来衡量一个国家推动创新的决心。

财政部数据显示，2017年中国财政支出中，用于科学技术的支出为7286亿元，比2016年增长11%；支出总量是十年前的3.4倍。

这笔不菲的经费，通常以科技规划为平台，流向大学和国有科研院所。杨玉社就很少有来自经费资助方的困扰，与创业公司的境遇不同，他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科技部、中科院等机构，都能拿到源自财政的科研经费。

在医药创新领域，已启动11个年头的“重大新药创制”科技重大专项（下称“重大新药专项”），在前十年共部署1641个项目，由中央财政投入143亿元。延续此前的游戏规则，在2018年的申报指南编写专家组名单中，11名专家均来自高校与科研院所。

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研究员武夷山认为，国家的科技经费，通过仅由政府部门和科学界制定的科技规划和项目释放出去，不可取。

一份针对重大新药专项的报告指出同一问题，“在专家委员会的组成方面，仍以学术机构和高校的专家为主，缺乏具有真正参与过新药研发的医药行业专家和投资专业人士参与评审。”

重大新药专项的初衷，确是以实际应用和产业发展为导向。2018年的申报指南还强调，“新药品种临床研究课题原则上由企业牵头申报”，可整个专项的规划，独少企业的声音。

上述创业总裁，曾作为企业代表，为某科技专项提建议。他申报了其中一个临床项目。参评的7位专家中，都是钻研合成、药理、毒理等领域的专家，没有做临床研究的。他提出增加临床研究专家的建议，但“直到现在，审评专家还是那些人，完全没变化”。

相关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