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一个导师带几个学生开小公司的‘小老板制’盛行，难以形成基础医学的积累。”程增江分析，没有基础研究的积累，开发就没有了源头，因而“中国药企的科研合作，更多选择从国外的机构找创新的源头”。

美国杜克大学战略和国际商务教授Arie·Lewin撰文称，“中国的大学直属于教育部、省级政府，或者一些专业性的大学直属于某个特定的部委。这种官僚式的控制约束了大学的实验能力。”

中国的硕士、博士毕业生，首选到高校、国有科研院所就职，即便选择了公司，也是国企优先，这一风潮甚至影响到“海归”。美国旧金山湾区理事会经济研究所的报告显示：中国78%的高校校长、63%的博士生导师、72%的国家重点和省重点实验室负责人，是“海归”。

人才难招，国内企业的研发团队实力不足以做真正的创新，不得不依靠外部研发力量。“药企需要我们持续介入”，把专利转让给企业后，杨玉社参与了后续研发、后期临床试验方案的制定等。

研发人员和药企的合作常常会面临尴尬，新药开发的主导权在企业手上，真正研发的实力在外面的科研人员手里，他们怕失败后承担责任，就会畏手畏脚。安徽一家药企负责人对《财经》记者说，“敢冒险才能出创新。放不开的话，即便有好的苗子，也难孵化出来。”

一个国家的高素质人才动向，往往决定了其科技创新能力。“日本在经济腾飞的年代，工科毕业生普遍首选到企业工作。”武夷山说。

由于创新药研发历史较短，工业界尚缺乏具有药物研发成功纪录的领军人才。《医药创新生态系统》分析，“海归人才通常也只是新药研发中某一环节的专家，缺乏端到端完整的创新药研发的成功经验。”

在这一链条上，多数资本选择在B轮之后跟投，以降低失败的风险。“就资本来说，要投资创新药项目，需要自己有足够多的博士等专业人才，可绝大多数刚起步的资本做不到。”洪爱琳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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