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对科技创新的容错机制不够完善，有时会偏离科学与产业发展规律。如重大新药专项，在2018年度提出的考核指标是：突破一批关键技术，相关品种完成临床前或临床研究，并获得临床研究批件、新药证书或生产批件。

照此考核指标，项目承担者只许成功、不能失败。上述专家组成员说，“研究水平再高的科学家也做不到这一点，更何况是直接面向产业的药企。” 

多家药企负责人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与其规定好固定动作、严加看管，不如直接对企业创新给予减税激励。

医药企业对于减税的呼吁，持续了多年。2017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了多项面向小微企业的减税举措，其中包括“研发费加计扣除由50%提高到75%”；三个月后，财政部详列了享受优惠企业应具备的条件。

医药行业普遍认为，医药合伙人（CSO）将获此优惠，而研发投入、技术转让的优惠政策还有待明确。

随着标靶疾病的疑难化以及制药技术的复杂化，研发成本急剧飙升，本世纪初十年间新分子实体的平均开发资本化成本飙升至约26亿美元，较上一个十年开发成本增加近一倍。如何平衡药物的可及性和保持行业的持续创新性，成为业界以及多国政府面临的巨大挑战。

“拿开不该伸出的手，创新或许就多一条生路。”上述专家组成员说。政府与创新主体的关系，应该遵循“蘑菇理论”：为蘑菇提供适宜的阳光、雨露、土壤，而不是直接去干预一个个蘑菇的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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