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湃新闻：你提到了包括滴滴在内的“赛博中介”企业并未承担与之对应的社会责任。这背后的社会原因，或者说是文化原因是什么？

熊节：我认为探讨滴滴这样的互联网企业的社会责任，需要放到更大的历史背景去看，滴滴实际上反映了新自由主义和互联网很好的结合。一开始新自由主义追求的是外包，带来的是各个经济体之间的“竞次”（race to the bottom），例如，东南亚国家降低自己的劳动保障，取消工会等体系，目的是争夺制造业的订单。我认为互联网是给这个趋势，带来了一种助力。美国学者批评的比较多的是像亚马逊Mechanical Turks这样的众包平台，它和滴滴有很多相似之处，它一开始说的是家庭主妇可以用休闲的时间做点小活，给我们描述的是生活化舒适的场景，但实际上最后变成了全职的低收入，没有劳动保障的工作。

现在的滴滴不能叫共享经济，它的本质是零工经济。包括我们经常会看到的外卖骑手，也是零工经济的一种形式。互联网创造了这样一种可能性，使企业可以把大量工作外包给零散的人，重复低级的工作，没有职业安全性和劳动保障的工作。互联网使得一个实体的企业不是必须，交易成本也能很低，劳动安全没有人管。实际上变成了有关部门和企业甩包袱的方式了。

滴滴和优步合并之前，他们都分别给司机很大的补贴额，当时司机的收入还可以。在合并之后，一方面出行的费用提高，提高了30%-50%，另一方面，对司机的挤压一下子变得严重很多，土逗公社一篇名为《为了揭开滴滴的秘密，我们采访了160位司机……》文章就提到，现在的情况是基本上是拿不到奖励的话，一天就是白跑。其实滴滴的模式是可以和神州专车进行对比的，神州的司机都是神州公司的员工，是有固定工资的，这实际上提高了服务的质量，而滴滴司机为了多跑单会降低服务质量，因为收益主要要靠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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