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利率市场化、金融创新与货币价格调控方式转型的迫切性和必要性

事实上，在货币政策转向间接调控的同时，中国人民银行就积极发展金融市场，放松利率管制，在2000年左右基本实现了金融市场利率市场化，2004年实现了存款利率上限和贷款利率下限的利差管理模式，通过具有帕累托改进特征的渐进双轨制方式稳步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易纲，2009a）。不过，尽管我国通过央票发行有效促进了货币市场发展和期限完整的无风险收益率曲线的完善，为推进利率市场化和利率调控创造了良好条件（张晓慧，2011），2007年正式引入Shibor货币市场基准利率体系，2008年10月还扩大了按揭贷款利率下浮空间，但在应对流动性过剩和全球金融危机冲击繁重调控压力下，2004年以来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进程相对缓慢。

我国货币决策者很早就意识到，货币的数量调控与价格调控是一个相互作用的过程，货币数量是否合理将直接影响价格传导效率，而价格严重偏离均衡水平将不可避免引发数量扭曲（周小川，2004）。因此，在以数量调控为主的同时，中国货币政策十分重视利率价格机制的作用，非常注意“量”与“价”的平衡（张晓慧，2015）。随着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我国流动性和外汇占款作为基础货币投放主要渠道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这极大增强了中央银行调控流动性的主动性，为加快推进利率市场化和货币价格调控方式转型提供了必要的宏观条件。中国人民银行开始加快推进利率市场化。2012年6月，我国首次允许存款利率上浮，2013年7月基本取消贷款利率管制，最终于2015年10月放开了存款利率浮动限制。

与理论分析和国际经验类似，随着利率市场化改革的加速推进和基本完成，我国金融市场创新和脱媒迅猛发展，不同金融产品之间和不同层次货币之间界线日益模糊，货币需求越来越不稳定，M2与产出、物价关系的稳定性越来越差，货币数量的可测性、可控性及与实体经济的相关性明显下降，传统数量为主的货币调控已难以适应当前货币政策的需要（易纲，2018a）。事实上，我国很早就意识到M2中间目标的问题，2011年开始引入社会融资规模流量指标，2015年公布存量社会融资规模数据并在2016年明确将其作为政策目标。虽然社会融资规模统计范围更广，能够提供更多信息，但非信贷融资更容易受经济波动和预期影响，金融创新和衍生融资方式更难以及时准确掌握，中央银行无法有效控制直接融资行为，作为金融机构资产端的存量社会融资规模理论上应与负债端的M2趋同，因此社会融资规模也不宜替代M2作为新的数量型货币政策中间目标。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2018年我国不再公布任何具体的货币数量目标，向货币价格调控方式转型的迫切性日益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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