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当看到，经过20多年市场导向的金融改革和数量为主的间接货币调控，目前我国已基本具备了向货币价格调控方式转型的必要条件。在金融市场方面，我国固定收益市场规模已位列全球第三（公司信用类和金融机构债券均列全球第二），具备了相当的市场广度和必要的市场深度（潘功胜，2016）。在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方面，我国微观经济主体利率敏感性显著增强，金融机构利率定价和风险管理能力明显提高，金融市场利率与存贷款利率关系更加紧密，利率传导渠道日益畅通有效（Kamber and Mohanty，2018）。在利率操作模式方面，中国人民银行针对流动性管理和市场利率引导进行了大量技术性准备和理论研究工作（牛慕鸿等，2017），中国公开市场操作和利率走廊安排与国外央行主流模式差异不大（周小川，2013）。

三、中国货币价格调控方式转型的实践困境与挑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从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到最终正式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国家管理经济的方式由计划人为干预逐步转向总量为主的宏观调控。借鉴国际经验与立足国情创新有机结合，协调好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这是我国建立健全金融宏观调控体系的重要经验（周小川，2011）。不过，也要认识到，虽然随着利率市场化的加快推进和基本完成，金融创新和脱媒迅猛发展，金融市场结构和产品日益复杂，货币政策亟须向价格调控方式转型，但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发展中转轨新兴经济体，经济金融发展各阶段宏观调控主要矛盾和特征并不一致，不同时期政策的着力点各有侧重，不同类型货币调控的政策效果存在明显差异。从20多年货币政策的实践来看，我国经济金融仍存在很多深层次矛盾和问题，制约着金融市场功能的有效发挥和利率传导机制的畅通有效，货币价格调控方式转型也不可能一蹴而就。

（一）政府过度关注经济增长，经济中仍存在大量预算软约束部门，央行货币政策始终是易松难紧

1998年之前的信贷规模计划管理时期，中国人民银行的货币信贷调控一直饱受地方政府投资冲动的倒逼压力。1984年中国人民银行专门行使中央银行职能时就实行了国际通行的准备金制度。不过，在信贷规模管理模式下，准备金制度的着眼点是让中国人民银行掌握相当数量的信贷资金并进行结构调整，信贷规模主要按地区和项目信贷计划的方式进行管理（周正庆，1993）。但是，信贷规模管理制度设想需要一个前提，即充裕的资金只能以超额准备金方式流向中央银行，中央银行在地区间进行信贷规模调剂，这比较符合20世纪80年代金融市场尚不发达的实际情况。随着各地区拆借市场的发展和金融工具的多样化，中央银行越来越难以有效分配信贷资金：主要是由于地方政府投资冲动的倒逼压力，存款充裕的地区（主要在地方政府压力下）要求增加再贷款和信贷规模；存款少的地区由于其仍然拥有贷款额度，贷款计划往往与实际存款不匹配，中央银行不得不为其追加再贷款以确保其正常运行；较高的法定准备金要求也加大了专业银行的再贷款倒逼压力。而且，当时信贷政策的透明度较差，人民银行分支机构受地方政府干扰较多。因此，信贷规模管理实际上无法有效抑制信贷冲动，信贷计划经常被突破并埋下了经济过热隐患。正是在此背景下，20世纪90年代初，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中国人民银行开始由信贷直接管理逐步转向间接调控，1993年将各地分支机构再贷款发放权集中统一至中国人民银行总行，1994年停止对财政透支和专项贷款，1997年决定人民银行跨行政区域设立分支机构以避免地方政府干扰，最终于1998年完全取消信贷规模管理，转向以货币供应量为中间目标的数量为主的间接货币调控（易纲，2009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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