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中国的间接货币政策：由数量到价格的调控方式转型

我国符合现代意义的货币政策实践仅有20余年的时间，数量为主的间接货币调控方式主要受到当时我国金融市场发育程度和货币政策利率传导机制不畅等客观因素制约，也与计划经济更倾向于数量调控的政策惯性和决策偏好等主观因素有关（周小川，2004）。20多年来，我国先后经受住亚洲金融危机和全球金融危机两次巨大外部冲击考验，根据不同阶段经济金融发展的实际，灵活开展货币调控，成功应对了通货紧缩、持续双顺差和流动性过剩及经济进入发展新常态后金融调控环境变化等严峻挑战。数量为主的货币政策调控为我国经济实现平稳较快增长，保持物价基本稳定，发挥了重要的积极作用。

1、由计划直接管理向数量为主的间接货币政策调控

新中国成立后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主要依靠计划手段人为干预的方式管理经济运行，即使是改革开放后的很长一段时期，我国并未建立现代意义的市场化宏观调控框架（周小川，2013），也不存在现代意义的金融业，银行是最主要金融机构，主要发挥监督资金使用的社会出纳功能。虽然改革开放后我国开始尝试通过利率价格杠杆引导信贷资源配置，通过“拨改贷”提高资金使用效率，但这期间我国金融资源价格及其配置主要通过计划方式进行，在“大一统”管理模式下即使重新组建的专业银行也都相当于中国人民银行的分支机构（张杰，2011）。1984年专门行使中央银行职能后，中国人民银行主要通过现金发行和信贷规模管理的直接控制方式进行货币信贷调控。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经济金融体系的发展，1994年中国人民银行开始缩小信贷规模管理范围，公布不同层次货币供应量，1996年正式将货币供应量作为中间目标并将现金发行转为监测指标。同时，我国还将各地分散的拆借市场统一为全国银行间拆借市场，大力发展银行间债券市场并将其作为公开市场操作的重要场所。由于银行间市场属于同业批发市场，风险相对较低，因此我国率先放开了同业拆借和债券市场利率。1998年，以取消信贷规模管理并重启人民币公开市场业务为标志，我国货币政策正式实现由直接控制向数量为主的间接调控模式转型（张晓慧，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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