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70年代以来，正是在利率市场化浪潮的推动下，金融创新和金融脱媒迅猛发展，货币政策信贷传导渠道重要性明显下降（Bernanke and Gertler，1995）。各国中央银行在不断修改货币供应目标的同时，不得不多次修改货币统计口径，货币数量作为中间目标的可控性、可测性及与最终目标的相关性效果并不理想（Mishkin，2009）。货币数量目标制的实践效果远不及预期，即使是Friedman本人也不得不承认这一点（Nelson，2007）。事实上，20世纪70年代之前，各国货币政策一直是以利率调控为主（Bindseil，2004），只是传统凯恩斯主义指导下相机抉择的货币政策使各国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普遍陷入痛苦的“滞胀”，金融市场功能和经济平稳发展都受到了严重损害，各国才不得不接受货币主义的主张。发达经济体货币政策最初就是以利率调控为主，这与其中央银行源自于传统商业银行并一直在相对成熟完善的金融市场进行货币政策操作的历史密切相关。在放松利率管制和金融创新浪潮推动下，各国金融市场广度、深度进一步提高，以货币总量关系稳定为理论前提的货币数量调控的政策效果自然是越来越差。正如加拿大中央银行行长Gerald Bouey所说，“我们从未放弃货币总量，而是它们放弃了我们”（Mishkin，1999）。随着利率市场化改革的完成，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主要发达国家普遍转向以利率为主的货币价格调控，普遍采用以稳定通货膨胀为最主要目标（之一）并在一定规则指导下（隐含地遵循泰勒规则）仅调节短期（隔夜）市场利率的货币政策框架（Blanchard et al.，2010；Bindseil，2016）。

全球金融危机冲击严重损害了金融市场功能，为此各国央行迅速将政策利率降至非常低的水平。由于零利率下界约束，各国不得不转向量化宽松这一非常规货币政策（Borio and Zabia，2016）。同时，全球金融危机表明，物价稳定并不意味着经济金融稳定，危机后各国普遍加强了中央银行宏观审慎和系统性风险防范职责。不过，与2001年-2006年日本银行的零利率和量化宽松政策类似，数量目标仅是各国非常规货币政策的第二位操作目标，为恢复金融市场功能和刺激经济复苏而保持超低（零）利率仍是各国中央银行最主要的操作目标（Bindseil，2004，2016）。近年来，随着金融市场逐步稳定和经济强劲复苏，美英欧等主要央行都开启或着手加息缩表并重回利率调控的货币政策正常化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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