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通货紧缩和流动性过剩时期的货币政策调控

1998年取消信贷规模控制后，公开市场操作成为中国人民银行最主要的常态化货币调控手段。在当时通货紧缩的背景下，主要通过逆回购投放基础货币；2000年针对成立资产管理公司、剥离银行不良贷款而大量增加的基础货币以及外汇占款迅速增长，引入正回购业务吸收市场流动性；2001年下半年根据当时通货紧缩形势，在进行逆回购的同时大量开展现券买断业务，增加基础货币投放（戴根有，2003）。

2001年底加入WTO之后不久，至少从2002年下半年以来，中国经济逐步走出了亚洲金融危机冲击和通货紧缩的影响，进入新一轮上升周期。除全球金融危机的短暂冲击外，我国面临长达近十年国际收支持续双顺差和流动性过剩局面。由于正回购和现券卖断业务受到中央银行持有债券资产规模的约束，2003年4月中国人民银行正式发行中央银行票据并将其作为对冲流动性的最主要手段。随着国际收支持续顺差和流动性过剩失衡加剧，我国开始频繁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充分发挥其深度冻结流动性的作用，将存款准备金率打造为常规的、与央票发行相互搭配的流动性管理工具，迅速锁定了长期流动性，有效地降低了货币乘数和货币信贷扩张。同时，中国人民银行还通过再贷款（再贴现）、窗口指导等方式优化信贷投放结构和节奏，结合存贷款基准利率上调和人民币稳步渐进升值，有效应对长期双顺差带来的挑战和问题，较好实现了产出、物价等货币政策最终目标（张晓慧，2011）。

3、经济新常态和流动性格局变化下的货币政策调控

在成功应对全球金融危机冲击后不久，随着要素禀赋和国际经济环境的变化，中国经济逐步转向新常态，长期困扰我国的外汇占款和流动性过剩格局明显改观。从2011年开始，经常账户顺差占GDP比重首次回落并始终处于国际认可的4%以下合理区间。跨境资本呈现双向流动态势，2012年资本和金融账户（不含储备资产）首次出现自1999年以来的小幅逆差，2014年二季度末外汇储备达到近4万亿美元的阶段性高点后，直至2016年四季度资本和金融账户始终保持逆差。汇率呈现双向波动态势并在基本均衡水平上保持稳定。中国人民银行逐步减少并一度基本退出常态化外汇市场干预。为此，2012年中国人民银行停止央票发行并重启逆回购操作，2013年以来开展了包括SLO、SLF、MLF、PSL等在内的短期流动性管理工具创新和中长期基础货币投放机制完善工作，改进存贷款比和准备金考核，调整再贷款分类体系，完善央行抵押品框架，将公开市场操作由每周两次扩展至每日操作，有效确保了市场流动性基本稳定，增强了市场利率引导能力，为经济金融平稳较快发展、价格水平基本稳定和经济结构转型升级营造了适宜的货币环境（张晓慧，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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