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经济进入新常态后我国潜在产出增速趋势性下降，但为配合地方政府债务置换和促进国民经济薄弱环节发展等政策需要，2014年中国人民银行创设了抵押补充贷款工具（PSL），通过两次定向降准和一次降息引导降低金融市场利率和贷款利率。由于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等国有企业效益和房地产市场明显下滑，2014年以来我国一度出现对通货紧缩的担忧（张平，2015），各方政策放松预期强烈。而且，虽然2014开始我国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但地方政府利用PPP、产业基金、政府购买等方式进行大量隐性负债。2015年我国发生“股灾”，市场波动进一步加剧了各方对经济的担心。为此，中国人民银行不得不于2015年至2016年一季度分别进行了五次定向降准政策和五次普遍降准，为顺利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结合扩大存款利率浮动区间而连续五次下调存贷款基准利率。

应当看到，经济结构优化调整和高质量发展要求货币政策应保持稳健中性，避免“大水漫灌”、依赖货币信贷投入的传统增长方式。但利率政策属于反映资金价格的宏观总量货币手段，无法有效调节结构性问题，并不完全适应经济结构转型升级需要。特别是，由于地方政府隐性负债迅速上升，根据IMF（2017）的测算，2016年考虑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的中国广义口径政府部门杠杆率为62.2%，已超过欧盟警戒线标准，“僵尸”企业和低效投资项目大量挤占金融资源，被总量问题所掩盖的结构矛盾更为突出。货币政策空间非常有限，而准备金率是货币政策的“利器”，资产负债表效应和信号意义较强。在潜在增速趋势性下行与经济周期性下滑交织重叠背景下，大幅降低准备金要求将释放强烈宽松政策信号，与稳健中性的货币政策基调明显不符。因此，中国人民银行主要通过逆回购业务、SLF和MLF等方式弥补市场流动性数量缺口，始终将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保持在相对较高水平。特别是，随着2015年底以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入开展，中国人民银行坚持守住货币供给总闸门，不进行普遍降准和定向降准，仅是结合普惠金融发展于2018年1月进行一次定向降准。

另外，预算软约束部门由于隐性担保人为降低了信用溢价，更容易获得正规金融信贷支持，“挤出”了有效率的民营企业融资（纪洋等，2016）。虽然理论上任何预算软约束问题都存在一个“硬”的预算约束，并可通过合理的定价予以弥补（罗长林和邹恒甫，2014），但如果完全依赖价格机制，正规融资利率必须上升至足以弥补风险溢价的高水平，这将推高非正规融资成本，有效率的民营企业将面临更严重的融资约束，这更不利于经济的平稳增长和资源的优化配置（纪洋等，2016）。因此，在存贷款利率浮动限制取消后，我国并未立刻转向利率价格调控，而是仍通过准备金、广义信贷等数量方式控制债务和杠杆率的过快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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