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多层嵌套使得金融交易更加复杂，市场产品价格无法真正反映真实信用风险溢价，利率传导和利率调控效果大打折扣。在缺乏必要的监管职能和良好的监管协调情况下，为控制影子银行信贷扩张和金融风险，中国人民银行进一步强化宏观审慎政策，于2016年初将存款准备金动态管理升级为宏观审慎政策评估（MPA），针对广义信贷规模进行逆周期调控，形成了“货币政策+宏观审慎”双支柱金融调控政策框架。2017年初和2018年初，分别将银行表外理财和资产规模5000亿元以上银行发行的同业存单纳入MPA考核，进一步完善了宏观审慎政策体系。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的有机结合，既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营造了中性适度的货币金融环境，同时较好地防范了系统性金融风险，有效维护了金融体系稳定。

（三）金融市场创新和市场发展仍存在很多不合理管制，金融市场深度相对有限，严重制约金融机构产品定价和风险管理能力，影响利率政策传导效率

20世纪90年代之前，我国并没有一个全国的完整统一的金融市场，金融市场是随着银行体系的恢复发展而在不同地区逐渐发展起来的。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各地陆续组建了用于调剂银行资金盈余的同业拆借市场，这对丰富交易品种、提高银行效益发挥了重要作用。随着经济金融的发展，各地拆借市场联系越来越紧密，资金交易越来越活跃，但不同地区情况差异很大，管理程度也不尽一致，分散各地的拆借市场成为20世纪90年代初金融“三乱”和“借短放长”的重要途径。为此，中国人民银行于1996年初将各地资金市场整合为全国统一的同业拆借市场，有效促进了市场的规范发展，为1996年7月放开银行同业拆借利率管制开启利率市场化改革奠定了良好的市场基础。在宣布以货币供应量作为中间目标的同时，中国人民银行还在1996年开始尝试在交易所债券市场进行公开市场操作。但是，由于为做大市场交易规模而放松监管和风控严重滞后，1995年2月爆发了“327国债期货”事件，交易所债券市场发展几乎停滞，银行在交易所的大量资金违规流入股市，致使当时股票市场异常过热。由于交易所市场债券品种和数量的限制，在1996年尝试了几笔总量仅20多亿元的交易后，央行不得不停止了公开市场操作。为此，1997年中国人民银行借鉴国际债券市场发展经验，建立了场外交易模式的银行间债券市场，为公开市场操作提供了必要的操作平台和坚实的市场基础（戴根有，2003）。针对当时中央银行国债现券数量规模的限制，我国在1998年重启公开市场操作时，将业务扩展至政策性金融债等高等级政府支持性债券，在促进这类债券市场发展的同时，实现了债券市场发行和交易利率的市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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