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是金融市场交易仍存在严格的准入限制，利率衍生品市场发展滞后。1997年银行间债券市场启动以来，中国人民银行很早就意识到市场交易规模、品种和衍生品市场对市场收益率曲线的形成和间接货币调控的重要意义，大力推进市场参与主体、产品和衍生品创新的发展。但是，微观监管部门对金融主体参与衍生品市场仍存在过于严格的准入限制，衍生品市场主要仍以交易类型为主，针对价格发现和风险管理的金融产品发展滞后。从国际上看，20世纪70年代以来，作为风险管理主要手段的利率衍生品市场迅速发展，衍生品交易量远远超过基础资产规模。根据BIS统计，2017年上半年美元和日元债券利率衍生品交易额分别为156.2万亿美元和40.8万亿美元，均相当于债券基础资产的3.5倍左右。2017年中国利率衍生品交易达到历史最高的14.4万亿元，但仍不到全部债券市场基础资产的20%，市场深度仍待提高。

三是金融市场产品发展仍待丰富完善。目前质押式回购是我国货币市场最主要品种，基于信用的买断式回购和同业拆借市场份额日益萎缩，但质押式回购需要冻结债券流动性，而且银行（特别是大型商业银行）是市场资金来源主体，债券换手率较低，这不利于债券市场价格发现。信贷资产证券化是有效畅通金融市场和存贷款市场利率传导的重要途径。2005年正式开启的资产证券化由于全球金融危机而暂停，2012年重启后主要是以公司信贷资产支持证券为主，而非国际通行的按揭或消费信贷，产品信息不对称更加严重，很难准确估计产品违约概率并合理地定价，不利于市场的健康深化发展（徐忠，2015）。

四是由于金融机构产品定价和风险管理能力不足，仍存在着事实上的利率双轨制。正是由于金融市场深度相对有限，金融机构产品定价和风险管理能力依然不足，在放开存贷款利率浮动限制后，我国仍公布存贷款基准利率作为过渡性措施。由于我国银行存贷款定价和利率管理长期依靠存贷款基准利率，保留存贷款基准利率仍相当于事实上的利率双轨制（易纲，2018b），这将影响市场利率向存贷款利率的传导效率，降低货币价格调控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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