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仍须深化，外汇市场广度、深度依然有限，影响了利率调控的政策自主性

利率和汇率分别是货币的对内价格和对外价格，汇率的灵活调整能够有效缓冲外部冲击，顺利实现产出、物价等最终目标。作为一个大国，中国的货币政策应着眼于产出和物价等内部均衡而非外部均衡，货币的外部目标也应服从内部目标。我国货币政策采取了资本项目有限开放、汇率有管理浮动和货币一定程度自主性的中间解安排，总体上保证了经济平稳发展，这也是我国稳健货币政策的重要经验（徐忠，2017）。不过，随着金融市场的深化发展，中间解安排将越来越不稳定，角点解将成为唯一的稳定安排（易纲和汤弦，2001）。灵活的市场化汇率作为经济安全阀和稳定器，是利率市场化和自主货币政策的重要条件（易纲，2013）。

改革开放后，与金融外贸体制改革相配套，我国实行了外汇留成制度并建立外汇调剂市场，实行官方汇率与外汇调剂市场汇率并存的汇率双轨制。1994年和1996年我国先后完成汇率并轨和经常账户开放，以市场为基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和资本账户开放也是当时既定的改革目标。但是，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延缓了金融对外开放步伐（周小川，2015）。不过，2005年7月开启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以来，除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短暂收窄波动浮动外，我国始终坚持推进汇率形成机制改革。2010年6月我国再次扩大人民币汇率浮动空间，人民币中间价浮动空间由0.3%逐步扩大至目前的2%。2015年8月我国进行了“收盘汇率+一篮子货币汇率”的中间价形成机制改革。由于股票市场剧烈波动等原因，2015年二季度以来我国基础货币增长过快，再加上美国加息政策预期，我国存在较大贬值和资本外流压力。为此，2015年底我国开始将跨境资金流动纳入宏观审慎政策范畴；2017年5月在中间价报价模型中引入“逆周期因子”，以反映宏观基本面情况。随着汇率和跨境资本流动形势明显好转，目前相关逆周期调节政策逐步回归中性。2017年9月将外汇风险准备金征收比例降为零，2018年1月将中间价的“逆周期因子”调至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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