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目前人民币汇率浮动区间很少限制市场化汇率水平，但扩大汇率浮动区间仍是加快深化汇率市场化改革的信号。从长远看，人民币汇率完全由市场供求决定和清洁浮动，始终是我国金融改革的目标（易纲，2016）。不过，我国外汇市场广度深度相对有限，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合理均衡汇率的形成和清洁浮动（管涛，2018）。2005年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以来，中国人民银行在扩大外汇市场参与主体和市场品种、发展外汇衍生品市场等方面进行了大量工作，陆续推出了远期、掉期、货币掉期、期权等基础的人民币外汇衍生产品。但是，根据金融为实体经济服务的要求，我国一直强调人民币外汇衍生品交易的实需原则，所有外汇交易必须有真实、合规的贸易或者投融资背景。在资本跨境流动仍存在较多限制，经常账户持续顺差情况下，企业外汇需求净头寸方向变化不大。在实需原则下，银行只是根据企业外汇交易头寸进行外汇衍生品交易，银行又都是风险厌恶者，根据企业外汇需求的外汇市场交易方向基本一致，这不利于外汇价格的发现。从成熟市场的经验看，如果没有适度的投机，就容易影响外汇市场功能的发挥。境外无本金交割的人民币远期（即NDF）之所以能够随时出清，就是因为市场参与者既有套保的，也有投机的，市场才有足够的流动性。正是由于实需原则的限制，目前国内外汇市场广度、深度仍然有限。根据BIS统计，2016年4月全球人民币外汇市场日均交易量中，在岸市场仅占全球人民币日均外汇市场交易量的36%，其中，在岸人民币外汇即期和衍生品日均交易量占比分别为43.6%和32.3%。

四、经济高质量发展阶段的中国货币价格调控方式转型

从1984年中国人民银行正式行使中央银行职责以来，经过不懈的努力和探索，我国逐步实现了货币政策调控框架的第一次重大转型，由信贷直接控制转向数量为主的间接货币调控，金融宏观调控的市场化程度逐步提高，市场在金融资源配置中的作用不断提升。经过近20年的努力，金融要素价格逐步放开并以存款利率上限管制的取消为标志，最终基本完成了利率市场化。随着金融创新迅猛发展和金融市场日益复杂，当前货币政策调控框架正面临由数量为主到价格为主的第二次重大转型。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也是我国资源配置方式转型升级的过程，由数量方式人为补足经济的短板转向通过价格机制市场化方式提升经济的质量和效益。2018年，我国不再设定M2和社会融资规模具体的量目标，而是将其作为重要的货币监测目标，这也体现了高质量发展要求的新变化。不过，由于各种因素的制约，在利率管制基本放开后，我国尚不具备立刻转向货币价格调控的条件。利率“形得成、调得了”的关键，根本上还是在于深化发展金融市场体系。只有一个具有足够广度深度的金融市场，才能够形成合理的利率水平，畅通利率传导机制。应当看到，虽然加强治理整顿和机构改革非常必要且任务艰巨，但对我国来说，如何发展一个微观基础坚实、市场规则统一、功能健全有效的金融市场，真正让市场通过价格机制在金融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利用价格杠杆的市场化方式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才是我国改革的重点和难点。如何深化市场发展并以市场化方式调控市场运行，这一命题始终贯穿于改革开放40年来经济发展和宏观调控的各个历史时期，也是经济高质量发展阶段必须正视和应对的挑战。否则，我们就永远无法跳出“一放就乱、一收就死”、市场和政府非此即彼的怪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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