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丹·席勒：共享经济是乌托邦吗？(5)

席勒：历史总有许多偶然性与开放性，我不会说任何国家（包括中国）的网络产业必然会在下一个阶段出现美国现行的组织样态。或许，中国接下来会兴起更广泛的教育与自我教育，让人民意识到当下其实有更多的选择与可能性。与中国现行的选择不同，美国的确呈现为一种自由，一种社会控制之下的个人自由。我不想讨论究竟哪一种更好。我想强调的是，全世界的人都需要从内在层面上更多地掌控自己的生活——不仅仅是我能否买个智能手机或者我能否上网，而是能否更深层次地、直接地且有意义地参与到生命持存的决策过程之中，比如教育、医保、住房等生命质量直接相关的议题中来。我们是否需要更多的公共物品与公共资源，比如更多的公园、医院？还是说，我们需要更多的私人物品？在我看来，后者是美式民主最鲜明的标志。然而，这种消费私人物品的社会性诉求，是在将我们推向灾难，比如环境生态危机。我们是否有能力克服这一切？答案始终存疑。我们对此的讨论与行动正亟待展开。

澎湃新闻：在中国，许多城市中产阶层常常迷恋并幻想美式自由。

席勒：的确如此。不过，包括城市中产在内的中国人实际上抱有不同的观点，这些观点的复杂性，也应当一并纳入讨论。人们倾向将他们所经历的事实解读为真实。当然，其中也有个体差异。若是放在更大的视野来看，近50多年来（甚至不止），不只是中国，全世界的中产阶级都有意识地聚焦到美国模式。即便是欧洲，这个过程在20世纪初早已展开。在1920、1930年代，欧洲的传统生活受到美式文化的冲击；至1950、1960、1970年代，类似的冲突在后发展国家也陆续上演。许多城市精英、中产与政治领袖倾向于看齐美国模式，一种美国式的商业化电视与都会文化，成为他们的欲望与抱负。假如当真如你所言，那么中国的真实情况，某种意义上是处在一个长久的世界性的趋势之中。美式的大都会文化始终经历着自我修正。如今，来自世界各地、更为庞大的中产阶级也不断参与其中。在我看来，他们所修正的那些面向并非根本性的。真正需要改善的地方，是如何使之向世界上的工人与穷人敞开，然而他们的需求根本是被排除在这套都市文化体系之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