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丹·席勒：共享经济是乌托邦吗？(2)

席勒：我们正目睹着世界上持续上演、且普遍蔓延的不平等现象。一些西方经济学家，比如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亦即《21世纪资本论》的作者）对此著作颇丰，尽管我并非这方面的研究专家。我想，数字资本主义的问题不仅仅是不平等的问题，尽管这种不平等一直存在。比如，一方面，美国硅谷有许多百万富翁乃至亿万富翁；另一方面，硅谷的社会服务及服务性人口却越来越少。这还仅仅是硅谷内部的社会冲突与不平等。倘若走出硅谷这个小地方，放眼全世界，不平等的关系及其范畴同样发生了惊人地增长。比如，在乌干达这座非洲国家，85%的人口至今还没用上电。

澎湃新闻：数字资本主义如何制造了新的不平等，与以往的不平等有何不同？

席勒：今天的确存在数字鸿沟（digital divide）的问题。但是除了数字鸿沟之外，数字资本主义还与许多其他问题相关。这不单是一些人拥有电脑和宽带网络、而另一些人没有电脑和宽带网络的问题，还同样涉及人们能否有效地使用这些系统——不论检索或是发布信息。信息鸿沟，是愈发蔓延的不平等现象的一部分。在今天的世界，早期资本主义的特征不断被生产出来，也有一些是当下新生的问题。

澎湃新闻：如今，政府对此已有所意识，并致力于弥补数字鸿沟。如您所言，这仍然无法真正解决问题。即便产业工人拥有他们的手机和网络，他们依然贫穷，社会地位低下。

席勒：不止如此。数字鸿沟并非一个消极的沟壑——不平等摆在那里却无人关心，而是一种不断被生产制造的、来自剥削的不平等，并与当下种种的不平等问题深刻相关。数字鸿沟在不同地方具有各自的差异形式。比如在中国，数字鸿沟明显地表现为东部与西部、农村与城市的差距。在美国，则无所谓城市、农村，它们同样系于权力和财富的制约之下。

澎湃新闻：中国在改革时代的“数字革命”，走的是一条自上而下的道路，主要依靠技术专家治国、以及资本与市场体系的整合。政府消除数字鸿沟的方案，是努力将其进一步市场化。

席勒：这一点我同意。一方面，让每个人平等地接触数字信息资源很重要；另一方面，推动信息接触平等的动机，却促成了市场关系的普遍化、以及新产品的市场扩张。比如，以往的教育行业较少受到市场牵引，如今则有了越来越多商业性的线上教育。贩卖线上教育，可以将受教育不足者纳入网络世界，帮助其摆脱困境。此处的矛盾在于，当你想要通过这种方式帮助每个人言说，但不想促进商品化的时候，却发现二者无可避免地交错纠葛在一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