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丹·席勒：共享经济是乌托邦吗？(3)

数字时代的社会运动

澎湃新闻：消费者似乎也并非是被动的受众，而是具有自己的主体性。数字时代使我们轻松地接触到信息网络，这在多大程度上可以促成自下而上的道路？

席勒：这个问题很难回答。事情仍在进行中，始终未完成，你很难依据我们现有的经验作出回应。你的问题是关乎历史进程，人们在多大程度上会去寻求现有民主形式之外的更多可能性。对此，我们目前并没有现成的答案。数字媒体的两面性又一次体现在这里。一方面，数字网络貌似具有扩大协作、构建亲密关系与民主的固有特征。然而在我看来，许多支持此一观点的例子可谓言过其实。民主是从社会之中生长出来，而不是从技术之中生长出来。技术虽然发挥作用，但却并非独立的力量。当然，许多社会运动透过数字媒体来达成目标，这是好的。可另一方面，许多经由数字媒体展开的社会运动貌似“自下而上”，实质上却很可能是自上而下的、独裁的运动。

澎湃新闻：他们试图使运动显现出自下而上的特征。

席勒：没错。吊诡的是，我们并不对其他产业（比如钢铁产业、化学产业或是汽车产业）的自下而上抱有期待，为什么偏要对数字产业寄予厚望？这本身就很古怪，需要进一步深思、记录和分析。

我确信，关于硅谷、乃至全世界的互联网产业，仍然有一个极为关键的特征欠缺研究，即是他们如何大量征用公共关系（PR，public relations）的手段，刻意向大众塑造自身形象。今日我在美国媒体那里看到的新闻，愈发印证着此一特征。硅谷的声音愈发傲慢：智慧与公益是他们的专利，他们知道什么东西是好的，他们会将答案告诉我们，并把这些好处带给普通人。他们当真认为自己是在造福整个世界，乃至将其视为自身的使命。不只是高层领导人如此思维，很多普通的硅谷工作者（尽管并非所有人）也如此以为。

新媒体带来的社会操控更不可见

澎湃新闻：纵观2016年的种种国际政治事件，从英国脱欧到特朗普上台，让“后真相”这个新概念在网络上成为了热门词语。在您看来，网络信息是如何操纵了公众的意见？

席勒：这件事涉及丰富的面向。信息技术与信息问题已渗透到社会生活与机构的方方面面，新媒体很难免于为权力机构与当权者而服务。权力机构与当权者开始越来越多地利用新媒体为自己服务，一如他们利用旧媒体那样。新媒体看似与以往不同的地方，是经由社交网络、邮件以及其他数字功能而展开。在政治操纵的语境下，大数据分析成了不同利益集团的斗争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