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丹·席勒：共享经济是乌托邦吗？(4)

我想强调的是，仅仅将信息透明作为我们的社会目标或政治目标，根本是远远不够的。或许我们太过看重那些依旧置身阴影之下的透明了。在网络时代，即便每个人都觉得“你无法在大众视野中藏身”，可一旦涉及权力问题，总是很难做到真正的透明——很多时候你仍然能够骗到大部分人。我所期待的是，大家可以做到不单单是知晓事实，而且能够针对事实展开具有政治性意义的政策性的讨论，探讨是否应当改变民主决策的过程。

这种愿景，在当今美国的处境下可谓虚幻而艰难——这跟从前没有分别。甚至，是更加的虚幻而艰难了。为什么？因为如今许多社会团体已经没有权力。比如代表劳工组织的工会。如果他们可以像15年前一样有力，或许能带来更为激烈的社会讨论。

澎湃新闻：新媒体（连同旧媒体）是变得更容易被操纵，还是更困难了？

席勒：如何控制新媒体是个新的挑战。事实上，媒体从未被完全控制过，完全操控只可能是个幻想，然而，媒体可以被操控却是个事实。对于权力集团而言，控制新媒体是一个学习与挑战的过程。历史上每一个新兴媒体都有过如此的经历。比如，美国无线电广播于1920年代得到普及发展。1920年代晚期至1930年代早期，联邦政府权威部门已将其置于管制之下。当今，学习如何操控新媒体的资源和手段很多。比如，大笔资金不断被投入到大数据分析等领域之中——这种投资几乎是永续的。大数据根本不需要去监视个体，因为我们自身就不断为之生产并输出数据。这种控制更加不可见，人们可能根本意识不到。如果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还活着，他会发现更为丰富的田野现象，进一步拓展他的监控与权力规训理论。

再者，社会监视的范畴中有许多不可见的部分，比如公关。假如它是一次成功的公关，没有人会意识到它作为公关行为的本质。人们总是倾向于相信互联网是种好的、慈善的力量。如果你去讲述事情背后所藏匿的巨大陷阱，人家可能一脸懵逼，觉得你疯了：你说啥呢，这咋可能。

澎湃新闻：如您所言，Google、Facebook、Twitter所依托的新技术某种意义上是一种过滤器，你只能看到你所能看到的东西。这是我们所必然经历的进程吗？或者说，会带给我们更大的自由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