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丹·席勒：共享经济是乌托邦吗？(6)

澎湃新闻：去年年底，您作客北京大学讲授“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的信息地缘政治学”时指出，中国的数字化发展保持了相对的独立与主权完整。可事实上，中国的BAT并没有做到比美国的Google更好。

席勒：是的，因为你不过是仿照美国那套权力与经济结构，复制了一个本土版本而已。二者在本质上没有太大区别。这套体系主要的经济特征是卖广告。百度努力卖广告，把各种服务开发成不同的市场，将人类生存的方方面面商品化。我并非研究中国网络发展的专家，但对此也深有感触。一些中国大型的互联网公司似乎有点“给美国公司上一课”的意思。他们不断展示出更多的可被商品化的领域，来表明他们的平台连结、开发了许多美国公司都还没意识到的巨大市场。BAT与硅谷的作用是相互的。《中国日报》指出，许多中国的高科技公司从硅谷招收员工。如果是同样的一批人在流动，那么类似的观念也会双向流动。

共享经济是乌托邦吗？

澎湃新闻：在上次的演讲评议中，赵月枝教授提及加拿大传播政治经济学学者达拉斯·斯迈思（Dallas Smythe）教授的一篇著名文章，即《自行车之后是什么？》（After Bicycles, What?）。这篇文章写于1970年代斯迈思访华期间，他试图劝诫中国当局应警惕技术的政治属性：技术并非中立的，而是受到社会性的牵引。“自行车之后是什么”，是一个关乎中国发展道路的寓言性问题。中国人在拥有自行车之后——也就是在解决了基础的物质需求与温饱问题之后，下一步应着手解决什么？斯迈思认为应该把社会发展的重点放在公共物品和普通民众的需求的满足上，而不要走上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以私人物品、消费主义为导向的老路子。斯迈思的发问提出于改革开放之前，尽管中国政府对此从未做出过直接的回应，但此后改革开放的实践，实际上给出了一个具体的回答：自行车之后，我们需要私家汽车！如赵月枝所言，私家车暗示的正是一种基于消费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

从斯迈思的发问回到今日中国的脉络，如今我们再看私家汽车的发展，似乎出现了有趣的新现象。比如，Uber、滴滴的盛行，使得许多人不必自己买车，而是选择租车或是与他人拼车。资本主义创造的租赁行业和共享经济，似乎使得私家车又重新回到了公众当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