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丹·席勒：共享经济是乌托邦吗？(8)

信息革命并未结束，我们要为一种公共的生活而努力

澎湃新闻：您曾在文章中提到，分析当代政治经济的结构性改变有两条重要线索。一则，世界范围内信息技术产业的发展成了经济增长的源头；二则，中国在拥抱资本主义社会关系之后成为世界上发展最快的经济体，成为市场更新的巨大动力。你能否解释一下二者的关系，资本主义最活跃的信息产业，与其增长最快的区域之间构成了怎样的连结，体现了资本主义内部的何种矛盾？

席勒：资本主义不但持续存在，而且在数字化时代更为普遍化了。过去四十年来，资本主义种种矛盾的爆发，总是伴随其自身进一步的完善与发展。比如，2007年、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资本主义通过更为现代化的数字模式重构自我。金融与银行世界不断采纳这些新技术，不断以此刺激经济增长，其后果是致使该领域的风险度更为戏剧性地增加了。这是一个危险的趋势，在上一场全球经济危机中我们已目睹其潜力——它可以催化一场比金融危机更大、更为全面的全球性衰退与萧条。

另一方面，数字系统同样被置入了国际化生产的语境，跨国商品链的日益增加，将中国和中国工人卷入此一大潮。这种发展的后果是造成了巨大的产能过剩，它所波及的产业甚至比我们目之所见的还要更多。几乎每一个领域，都存在生产过剩的情况。我说的过剩，不是指生产能否供应到每个人，而是说市场已经难以在维持盈利的情况下吸收现有的产品生产。这实际上是通胀危机的特征。对此的解决方案，要么是来一个大崩盘，让每个部门最薄弱的产业垮掉，并引发一场政治动乱——因为那些被解雇的工人会很愤怒，他们不知道要从何处获得收入来维持生存。或者，另一种方案是由国家介入，调整并减少各产业的产能过剩问题。在我看来，中国处于二者的平衡之中。中国领导层正着手处理此一问题，比如国际上争论颇多的钢铁产业。相较而言，数字产业对此的反应就很糟糕。

我无意低估资本主义现存问题的困难性, 也很难指出什么是最好的解决方案。我想说，不论对中国还是美国而言，关键仍在于支持最根基的部分，为失业的人提供良好的工资与福利。我生活在美国，很多人从事着极为糟糕的工作，难以享受基本的社会福利。这群人大概就是去年美国大选时给特朗普投票的人。特朗普成功地捕捉了这群人的愤怒，没有像其他政治家那样用谎言予以回应。尽管很多人不是特朗普粉，但他们仍乐于看到特朗普诚实地表述了他们的观点与情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