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17年以来，金融监管的方式发生了重大变化，从以机构监管为主逐步转变为强化功能监管，由之前的分部门独立监管逐渐变为根据金融工具性质的统一监管，监管机构的协调性也在增强。在按照产品类型而非机构类型实施统一规制的过程中，有利于减少监管真空和套利。在这一背景下，影子银行资产规模下降，银行资金空转的现象也有所减少。

第二是货币政策的传导途径更为通畅。过去的监管套利既拉长了资金链条，也带来一定的资金空转，这都会使得货币政策传导途径变得更为复杂，短端的货币政策工具难以有效的传导至长端的信贷市场利率。这也是为什么在2015年之前，我国会频繁使用存贷款基准利率来直接调节银行利率水平。在这种环境下，利率双轨制矛盾突出，利率市场化无从谈起，特别是“最后一公里”问题始终无法打通。而一旦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变得更为通畅，则央行便没有太大的必要去直接调节存贷款利率，而只需用货币政策工具来真正做到市场化调节。传统存贷款基准利率的作用逐渐消失，利率市场化改革将更为顺畅，贷款基础利率（LPR）报价机制将更好发挥引导作用，信贷市场中的管制利率将逐渐转为市场利率。

企业债违约事件仍然频繁发生，上半年共有80余只企业债发生违约事件，涉及规模600余亿元。这一违约的规模和幅度与2018年基本一致。2018年全年共有125只企业债发生违约，涉及规模1209.6亿元；而2015~2017年这3年里企业债违约规模总和仅有846亿元。企业债的违约高潮自2018年开始，至今仍在此起彼伏。从行业上看，制造业和批发零售业是违约的重灾区，二者之和近全部违约规模的一半。另外特别值得关注的是，民营企业仍然是主要的违约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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