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先储蓄银行与合作银行的经营目标旨在增加成员或社区福祉，不遵循营利最大化目标，银行利润须部分用于公益事业。但因而缺乏利润压力，日久导致银行制度僵化、机构臃肿、效率低下。一些合作金融和储蓄银行曾遭受过批评，认为它们严重落伍，半官半商的体制，不符合市场经济制度。质疑在全球化社会和高度发达的信息社会，利用亲缘、地缘和业缘解决信息不对称有无现实意义。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储蓄银行和合作银行被迫转型，日渐向商业化和大型化改变，日渐偏移其初衷与目标。有人认为，这种改变是与时俱进，否则银行无法生存，认为原先的普惠模式是经济发展的阶段性需求，不能持久，最多只能坚持一代人。曾经蓬勃发展的金融普惠何去何从，趑趄于新的十字路口。

普惠金融重新整装出发

从古老的典当业到帮困互助的金融互助合作，从宗教慈善组织到现代商业银行，金融普惠的发展历经沧桑、起伏跌宕。尽管金融发展初衷是围绕实体经济服务，也为扩大金融覆盖面和降低成本而持续努力。然而在漫长发展过程中，金融在逐步异化，摒弃了以人为中心宗旨，慢慢见物（财富）不见人了。许多贫困、低收入人群及小型企业无法通过正规途径获得金融服务，被排斥在金融体系之外。诺贝尔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说过：“1%群体的人们摄取了社会财富，留给99%群体的人们只有焦虑和不安”。逐利成为西方金融业的唯一追求。

在世界跨过了20世纪，特别是经历了惨烈的全球金融危机后，人们开始反思唯利是图的华尔街金融模式的弊病，愤怒于金融资本主义的贪婪，反对少数人群占有金融财富导致的社会不公平，加剧经济失衡风险。在发展中国家，人们要求金融发挥扶持实体经济，支持共同富裕的作用，呼吁关注小微企业和弱势群体，反对新形态的高利贷卷土重来。2005年联合国在“国际小额信贷年”之际正式提出了普惠金融观念，其定义为:能有效、全方位地为社会所有阶层和群体提供服务的金融体系。以弱势群体和低收入人群可以负担得起的成本，及时和充分地提供信贷，确保他们获得金融服务的过程。普惠金融一经提出，引起了各国政府和专家学者的高度重视，在全球范围内达成共识，因为它切中了当今世界的痛点。

社会呼吁金融包容性增长、在公平与效率、普惠金融与商业可持续之间平衡发展。人们重新思考金融发展的初心和使命。开始认识到金融追求的目标并不是唯一的效益最大化。金融资源配置的最优化是指最大限度地为社会创造价值、为人类幸福赋能，为实体经济服务。让更广泛的人群，以可负担得起的成本享受到质量最优、效率更高的金融服务，并能实质控制风险，这是普惠金融、金融包容性发展的内核。

普惠金融仍行走在探索与争论的过程中。争议的焦点涉及普惠金融与商业可持续的平衡发展，及金融“普”与“惠”平衡发展的实践难题。普惠金融具有双重属性，它是金融不是慈善或救济，但又具有准公共产品的特征。因此既要贯彻商业化、市场化经营，遵循契约原则，有借有还、还本付息。又要以可负担的成本，尽可能广的范围和高的效率提供金融服务，尤其是融资服务，以帮助贫困人群解决发展权问题。

通过金融的激励约束机制，使小微企业和弱势群体自立自强。利率应尽可能低，但又能覆盖成本和风险，以保持可持续发展的动力。合理利率亦有利于融资供给量的扩大，而效率提升，金融竞争和服务充分性会促使边际利率趋降。金融机构还应从培育客户、综合回报、品牌效应等方面来平衡收益。要完善金融生态体系，实现大中小银行共生并存，共同在减少贫困，降低金融排斥和推动经济增长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一些新金融机构在法律允可下的较高利率的融资方式，是对正规金融机构的适当补充，应持宽容的态度。但须严格定义银行利息（费用）内容，防止变相高利贷。要对“反高利贷”立法并严格执法。打击低借高贷的金融套利行为。

解决“融资难、融资贵”的痛点，关键点在于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商业银行在叹息缺乏有效信贷需求同时，又望洋兴叹于庞大的小微信贷市场。是因为传统的银行融资方式和技术，既无法满足面广量大、需求急迫的小微企业融资需求，亦无法有效控制利率成本与信贷风险。事实上，信贷市场半径取决于风险控制半径，风险控制半径又取决于信息数据半径。

解决普惠金融的需求，只能从金融科技寻找解决方案。通过金融场景构建，使资金流、商品流和信息流可视与可控、透明与可靠。从而使风险控制从单客户、单品种、局部化、碎片化的管理方式，向业务关联、上下游联动、跨账户交易的大数据风控方式转变。通过数据模型准确判断客户状况，有效实现信贷决策和风险定价。

金融科技运用能大幅改善小微企业和弱势群体的服务供给，适应其小额高频、期短急迫的全线上、标准化的融资。政府在行政和公共事务中，通过税务海关、工商行政、公用事业、教育医疗、社会管理的场景，形成了大量有价值的数据资源却闲置浪费。若能建立社会公共信用数据库，在一定规范下开放利用，加之各金融机构自有的数据应用，能有效提升全社会信用数据水平。相信中国普惠金融发展会迎来又一个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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