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法律对不同主体的义务责任有其安排，区分单位犯罪和个人犯罪，配置好相关方的民事、行政和刑事责任，需要一套系统性思维，依照法治方式来进行。”郭雳称。

注册制的迫切要求

随着科创板快速推进，与之同时而来的还有注册制试点。注册制对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要求更高，这也为提高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质量提出了更加迫切的要求。

“企业存在虚假信息披露，会对投资者的信心和利益造成伤害。但如果执法能够跟上，责任落到实处，对投资者的利益保护和信心呵护则会有积极作用。”郭雳认为。

他表示，科创板不是一个单兵推进的改革，高层希望可以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制度创新和成功经验，去带动完善现有的制度安排。

而更值得注意的是，注册制改革需要企业与市场、与监管进行有效对话，这其中券商、会计师、律师等中介机构归位尽责的作用特别突出。

“易主席演讲中强调，‘对执业过程中未能勤勉尽责，甚至与上市公司等相关主体串通违规的，实行一案双查，决不姑息’。我认为，在注册制试点中，中介机构的责任体现会更加集中、更加鲜明。”郭雳表示，科创板对于券商跟投、特殊股权结构、退市等都有特殊安排，会在公司治理上形成新的特点，区别于现有A股上市公司，这也需要持续探索。

在厉健看来，注册制成功推行的关键是必须提高违法成本。尤其是证券民事赔偿，上市公司违反信披法规被罚款多少、责任人被判多少年，并不是投资者最关心的问题，能否依法挽回损失才是根本。

“如果违法成本很低，上市公司、中介机构和相关人员总是会忍不住要触碰信披红线的。”他说。

汤欣提出，我们需要完善刑事责任和民事责任制度，目前《证券法》正在修改，《刑法》的修改也建议对相关条款进行同步修改，对严重的证券违法犯罪行为加强打击。

卢海则认为，要搞投资者教育，也要搞企业家教育。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怎么规范，一是监管要加强，让企业家产生敬畏，如果不规范信息披露，就要承担一个后果。二是市场方面，企业家信息披露做得好，也应该有回报。

不过，他也提醒，信息披露监管也要注意“水至清则无鱼”，企业担心信息披露的同时产生信息泄露的问题，也需要纳入考虑。

“我们去年在走访上市公司时候，多个高管都提到，担心信息披露太透明，会造成信息泄露问题。”卢海称，比如当企业告诉投资者要发布一个新产品，同时知道的还有其竞争对手，可能马上就有仿制品出现。所以，这方面的保护也要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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