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种说法是，券商的客户保证金交由“第三方存管”之后，不仅这一巨额保证金不能用于资本中介业务，而且连客户都被银行“共享”了。因此，这些年来，券商一直呼吁要恢复投资银行的固有功能和基本业务。

在3月28日博鳌亚洲论坛上，我参加了“金融领袖圆桌论坛”，同桌的有李杨和李剑阁两位金融业前辈。他们提出了两个有意思的观点：第一，大陆法系国家的直接融资规模通常都做不大，中国内地的法律基础是大陆法系；第二，与之相关的，非英语地区的直接融资比重通常比较低，如日本与欧洲国家，与之相反的，如美国、英国和中国香港等。

听上去似有一定道理，但逻辑上的缺陷在于归纳法所需的样本数量太小。A股的换手率如此之高，难道一个风险偏好度那么高的股市，就不能支持直接融资规模的扩大吗？但另一方面，换手率高是因为这是一个散户市场，规模再扩大，投机功能就会削弱，否则，A股的证券化率水平早就应该上升了。

我想，毕竟A股市场创设至今不足30年，能否在未来让直接融资比重超过间接融资，还是一个未知数。但社会信用体系的完善，恐怕是直接融资比重能够持续上升的前提。

发展直接融资，提高直接融资比重，一方面，要打破刚兑，让以政府信用背书为特征的批发业务下的间接金融模式逐步淡出；另一方面，一定要建立良好的市场法制环境，让资本市场信用链变短。

敬畏市场：不要赋予市场太多功能

自从有了股市之后，与股市相关的课题也大幅增加，我也参与过不少各地方政府的课题，诸如“如何利用资本市场来弥补本省经济发展中的资金缺口”，等等。似乎资本市场就是一把万能钥匙，一开就灵。

但是，市场并不是可以让你随意摆布的，当融资方在打如意算盘的时候，有没有考虑过投资方的感受和对策？当护盘资金在刻意拉抬指标股的时候，有没有考虑过估值体系的扭曲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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