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昊认为，当前，农村土地集体所有的性质与用途限制，导致农村土地不能与城市国有土地同地同价，这是农村土地制度的主要问题。其根本原因在于，我国土地指标化管理的制度不够完善，人为划定各种性质、指标的土地，而不同性质、指标的土地用途管理不够灵活，造成土地供给不能顺应经济发展的现实需要。

以乡村旅游业为例，由于其迅猛发展，已经冲击了农村建设用地的现有规模。目前，我国乡村旅游的产值与市场已占到整个旅游业的1/3以上，乡村旅游已成为旅游业发展中潜力最大、发展最快的板块。乡村旅游业被作为农村新产业、新业态得到迅速发展，可能会带来农村建设用地规模的扩张。

此外，新业态融合、农区空间复合利用增多，使现行农村土地用途管制制度面临挑战。以现代农业为载体，涌现了一二三产业融合的现象。农业经营活动主体变动快、农地复合用途增多，不稳定和不按规定用途利用的现象增多，一些看似合法的生产经营活动，用地时也出现违规违法现象。

除了土地要素之外，乡村振兴还面临着人才和资金的制约。

孙昊表示，人才方面，乡村地区经济发展相对城市落后，就业机会较少、发展空间较小；资金方面，农村地区的产业类型以农业相关产业为主，经济回报少、经营周期长、前期投入大等特征使社会资本资金缺乏进入农村的意愿。如果农村不能发现自身的优势与差异性，那么农村就很难通过市场竞争获得优质的人力、资金要素。

土地制度改革如何支持农村新业态发展

今年的一号文件以“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做好‘三农’工作”为主题，明确提到：优先满足“三农”发展要素配置，坚决破除妨碍城乡要素自由流动、平等交换的体制机制壁垒，改变农村要素单向流出格局，推动资源要素向农村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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