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松成表示，为了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央行去年以来费尽周折，如今如何疏通“最后一公里”则成了当务之急，而货币政策的传导需要监管政策的配合，“因为现代银行是贷款创造存款、信贷创造货币，而贷款的很多条件和规则是属于监管政策的范畴。同时，表外融资、影子银行等都和监管政策有关，光靠央行一己之力无法疏通最后一公里。”

例如，2018年，即使是在央行放宽货币政策的背景下，社会融资增量仍出现大幅下滑，其主要原因则在于表外融资的拖累，而表外融资的变化则与监管政策密切相关。

早在去年6月，盛松成在接受第一财经记者采访时就表示，从社会融资规模指标看，虽然人民币贷款同比多增，但难以抵补表外融资的萎缩。2018年，委托贷款、信托贷款和未贴现的银行承兑汇票对社融的贡献率均为负，三项（影子银行）合起来导致社融增速下降了1.6个百分点，而2017年这三项融资拉动社会融资规模增长1.8%。

对于“影子银行”，盛松成早在2018年7月就提出，它是一个中性词汇，且不应将其“赶尽杀绝”，而要引导其良性发展，因为银行贷款并不能满足企业所有的融资需求。他对记者表示，未来应该积极创造良好的货币金融环境，进一步有效防控金融风险，引导社会资金流向实体经济，更好地支持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

中国经济二季度有望企稳

尽管此次刺激政策传导至实体经济的时滞久于过去，但随着各项政策的落实和市场信心的逐渐恢复，经济有望在一季度后触底。盛松成也对记者表示，2018年底、2019年一季度基本已经是最难的时候了。

首先，盛松成认为基建投资反弹的确定性较强，这将带动投资增速回升。固定资产投资分为基础设施投资、制造业投资和房地产投资。长期以来，投资主要靠基建拉动，基建投资增速一度超过25%，但最近一年多基础设施投资增速快速下降，2018年仅3.8%，而2017年为19%，增速回落15.2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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