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一级交易商用换入的央票作为质押品，再去进行MLF、SLF等操作从央行换取流动性，这的确可看作是央行增加了基础货币的供应，但这仍是央行的间接操作，且一级交易商需要为此支付利息，MLF、SLF也都存在到期期限。”盛松成告诉记者。

相比之下，当年美联储直接在二级市场大量购入长期国债和MBS，试图压低市场的长端融资利率，并向银行释放流动性，希望银行加大信贷投放。即使在开启缩表后，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规模也仅从4.5万亿美元缩减至目前的4.1万亿美元，尽管是2014年2月来的最低点，但距离危机前仅不足9000亿美元的资产负债表规模，这一缩表幅度可谓微不足道，且其规模大概率难以再回归到危机前的水平。

“可见，美联储通过QE购入的资产很大一部分将永远趴在其账上，而中国央行发行央票换入的永续债则将在3年到期后与一级交易商换回，所以最终并未扩大中国央行资产负债表。”盛松成告诉记者。

中国有空间继续提高财政赤字率

除了降准、CBS、TMLF定向降息等措施，今年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无疑是扮演托举经济的主力。今年，中国有望进一步减税、降负，同时扩大赤字率，并提升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的发行额度。其中，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的发行规模可能从今年的1.35万亿元增加到明年的2万亿元。

当然，基建投资发力不得不考虑的一个因素是政府的债务负担。盛松成表示，2018年我国GDP规模超过了90万亿元，中央赤字规模大约15万亿元，地方政府负债则为30-40万亿元，政府债务总规模约55万亿元，是GDP的60%多；而美国政府赤字超过GDP的100%。如此比较，中国政府杠杆率并不算高。而我国中央和地方政府除税收外还有其他收入来源，例如，很多地方平台和国企都有盈利，而美国政府的债务只能靠纳税人的税收来偿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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