潜在蓄水池的水位增加，对每个在任劳动力来说就是潜在竞争的加剧，促使劳动时长在2018年增长2%，而每小时工资增长只保持了2017年的速度（1%），2007年以来的工资增长中低工资群体的增长更加明显，消费在美国经济增长中贡献率高达70%~80%，而低工资群体的消费倾向更高更稳定，劳动收入分配格局的内部调整无疑使经济增长的需求端获得了更稳定的动力。

另一方面，劳动生产率也在2016年出现拐点后，2017~2018年两年平均增长了1.3%，远高于之前2011~2016年0.7%的增速。劳动生产率是供给端的关键，1.3%的增长虽然远逊于新经济时期的平均1.9%和金融危机前的平均2.6%，但已经可以大体比肩于上世纪80年代里根时期的平均增长。

而劳动生产率增长要快于小时工资的增长，也是形成于80年代，并自那时起就成为美国经济的常态（如表一），既保证了资本利得，又从需求和供给的角力上基本保证了通货膨胀的可控性。

美国2017年减税政策效果显现

劳动生产率之所以会在2017和2018年出现可喜的变化，要归功于特朗普2017年的减税政策，减税激励了人们的工作热情，促进就业、储蓄和投资。上世纪80年代的里根减税，同样曾经带来劳动生产率的正向和相似程度的变化。虽然第三季度的ISM 制造业指数和资本支出都在下滑，说明减税的效果在一定时间内有反复的可能，但2018年第四季度资本支出又重新变为增长。

事实上，依据CBO 的预测，2017年减税对十年内的真实GDP和真实的潜在GDP增长都构成正面支撑，2023年减税的效果将得到最大的发挥，使真实GDP和真实的潜在GDP增长都上升大约1个百分点。减税效果的最终消失则要在10年之后，主要的原因是减税会带来联邦政府赤字的继续攀高，最终带来挤出效应。

相关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