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局面直到2003年“非典”痛击，使得旅游企业和政府才意识到联手方有转机，继而有了旅行社联合体和地方政府的《长三角旅游城市合作（杭州）宣言》及“沪苏浙旅游市场工作联席会议”机制等，2005年两省一市接待入境游客增加了一倍。这就意味着当发展环境恶化、行业面临危机时，寻求变革的动力顺应了全球化、区域一体化，推动体制突破分割藩篱；随着合作深入，地方政府越来越认识到合作收益，合作意愿更强，制度变革更顺利，跨界管理成为可能。

为促进“无障碍”旅游圈的形成，各地方政府和旅游企业仍支付一定的合作成本，如旅游事务的协调沟通成本、信息搜集和整理，合作协议签订、维护、监督、解决争端等交易费用；旅行社开拓及经营成本，一体化连通性旅游设施建设等。然而显而易见，收益也是可观的，通过整合各地旅游资源，按照市场需求和规律，提供更丰富的旅游产品，培育旅游产业新增长点；通过竞争交流，可以促进旅游品牌和服务提升，做大旅游收入的蛋糕，获得的合作收益是完全可以超过成本付出的。

二、损益型的合作

地方偏好多样化和市场自利性，发展合作中可能出现一方受损、一方收益。借助上级政府和公众等力量，以促进协作、补偿等策略，增加受损方或减少收益方的净收益，促进收益结构均衡和合作成功。

上下游污染治理合作是典型的损益型合作。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和浙江省嘉兴市秀洲区毗邻，吴江和秀洲同处澜溪塘流域，京杭大运河贯穿其中。1990年代起，吴江盛泽的印染业空前发展，废水涌入河道，致使嘉兴北部王江泾镇的渔业损失严重；1995年，200多名渔民挑着死鱼闯进盛泽镇政府，“臭鱼堵门”，并轰动两地省政府乃至中央部委。1996年原国家环保局下发《关于盛泽-嘉兴地区水污染纠纷处理意见的通知》，要求苏州、嘉兴建立联合监测体制。但水质未有改善，2001年11月嘉北群众自发筑坝拦污，引发“断河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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