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期而言，应该坦承在互联网技术的影响下，企业、消费者、劳动者、社会几方的关系都会产生丰富多样的变化，现有的行业监管框架未必仍是最合理、最高效的，企业与政府应协作探索新的监管框架。以劳动关系为例，正如梁燕玲律师所提议的，政府应突破劳动关系认定的传统，大胆创新，允许新型企业的从业人员成为独立的自由职业者，不依附于任一企业，承认其独立的市场主体地位；但同时又需要对从业人员的工作健康安全、社会保障有制度安排。其他分享经济遇到的挑战，诸如出现服务质量问题乃至违法犯罪时的责任划分、与现有传统同行企业的共存方式、税费缴纳方式、数据隐私等问题，都应通过政企协作来共同构建新的监管框架。

尽管这些短期和中期的建议已经或可以期待被政府和企业接纳，从而使分享经济带来的问题得到缓解，长远来看，分享经济由赛博中介企业经营这一结构，会使分享经济偏离其分享、互助的初衷。互联网技术本身并不一定会促进公众平等，轻资产的赛博中介企业实际是无偿使用了“重资产”的基础设施，而心怀善意的大众参与者则阴差阳错地助推了私人财富的积累，并帮助建设了新形式的被剥削式就业。因此，去除以盈利为唯一目标的赛博中介，建设真正意义上的分享经济，使其服务公众而非垄断资本利益，才是长远的出路。

Scholz为这一长远变革提出了一系列具体的建议。首先，需要通过重组所有权和雇佣结构，消除赛博中介在分享经济中的垄断经营地位；分享经济的所有权应该从赛博中介企业转移到分享者共同拥有，以合作社的形式经营，并引入民主的治理机制。对于合作经营的分享经济平台，Scholz提出了十条平台合作原则：平台由创造价值者拥有；体面的工资和收入保障；运营数据和数据流动过程的公开；对劳动的赏识和认可；工作共同决定；法律保障的框架；随身的工人保障和福利；保护劳动者免受霸凌；拒绝工作场所过度监视；注销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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