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制度文化决定论”对“货币决定论”

不少人对赵文的政策主张感到不满，认为闻到的全是“保地方政府、保土地财政、保房价上涨、压实体经济”的味道。

本文认为，赵文的逻辑确实是“保经济增长、保资本市场、保中国货币、保房地市场”；但本文同时认为，对这种有理论有对策的研究，最应关注的不是对策的具体细节和价值倾向，而是理论的逻辑力度和可靠性。本文接下来将提出一些补充和商榷意见。本文认为，赵文的“货币决定论”逻辑可能要服从更为现实的“制度文化决定论”逻辑。

当代信用货币的信用基础是国家能力，这个能力具体表现为国债的信用等级和利息偿付能力，包括国债利息支出占政府总支出的比例（目前美国政府的公债利息支付额只占预算支出的10%以下；本金问题因新旧债替换而依然是利息问题，通胀问题也与利率相关）。美元和人民币都有自己的特殊性，美元由于美国的国际实力地位而成为世界货币，国家能力是美元唯一的信用基础；人民币则除了国家能力的信用基础之外，还存在房地产和外汇两个信用基础，三者共同构成与赵教授的“土地锚论”略有不同的“人民币三锚”（房地产因为分税制、土地国有和城市房地效用而“锚化”）。

如果从更深一层的角度来看，信用货币的基础，是决定国家能力的政权主体和政治体制。如果借用巴菲特的“股份债券论”进行推演，那么，信用货币也可以被看成一种有债务性质的国家股。

资本市场的信用创造，是指以未来预期收益为特征的资本市场所产生的货币吸纳和货币扩张。资本市场的信用创造和扩张，也是虚拟化和证券化的现代经济增长区别于实物化和简单借贷的传统经济增长的重要特征。显然，发达的资本市场是经济增长和发达的必要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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