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对中国挥舞关税大棒，对美国来说，主要是自身消费者、特定领域企业利益受损和相关企业受损的问题，但对中国来说却可能牵动增长总量和分配结构的全局。短期而言，赵文的“止血、输血、造血方案”可能不失为一种符合资本市场逻辑的保增长、保总量的选择，但是，这个方案也可能低估了涉及房地产的分配矛盾（调整央地税收分配比例也很难超出转移支付的范围），低估了体制性的地方借债冲动（故减基建投资很难），低估了地方腐败对分配矛盾的激化作用。

无论如何，房地产在中国再重要，也不意味着“中美博弈：房地产市场才是终极战场”，而且，“中国的问题出在房地产”也不成立。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只是这次中国应对外部压力的短期战场，更重要的是看中期和长期，因为中国实现自身发展目标还有漫长而艰难的路要走，这期间将面对国内和国际环境的严峻考验。中期而言，关键是解决要素市场（土地、人力、股市、债市）的流动困境与信用困境。长期而言，政府能力（包括对地方行为和债务的约束能力）以及决定政府能力的国家制度的可持续稳定才是要害。决定中国自身发展以及应对内外部压力的，必然是中国国家制度的可持续稳定问题（详见笔者所著《持续执政的逻辑》一书）。

总之，当前中国的“房地产悖论”说的是，城市房地产因为特定的制度文化原因而形成“双重信用”的地位，在中长期措施一时无法跟上的情况下，不继续依赖房地产就无法保证总量的增长，而继续依赖房地产则可能不仅无法实现控房价的目标，还会加剧分配矛盾和其他社会矛盾。

本文的分析在逻辑上包含了这样的政策结论：短中长期对策三管齐下，且中长期对策也应该随短期对策同时实施。但是，本文并不愿意明确提出这种对策，因为，追求纯粹认知还是比表达愿望更重要。不管局势如何发展，中国不能寄希望于特朗普连任失败以及由此带来的变化上，中国自身的结构问题和分配问题，远比中美碰撞直接涉及的总量问题更重大。

（李乐齐、杜爱国、张定等友人参与了本文第一节部分内容的讨论，特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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