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此，中美经济基本面的对比是清楚的：货币方面，人民币是有外汇管制的以政府能力、城市房地产和外汇为信用基础的区域货币（外汇管制有避免外部金融冲击的优势），而美元是无外汇管制的以政府能力为信用基础的世界货币；资本市场方面，中国的资本市场是以城市房地产为主体的有外资管制的相对封闭市场，而美国的资本市场则是股市、债市、房市三位一体的相对开放市场；资本市场的信用基础方面，中国的市场信用处于“无实物无以担保”的较低水平（低信用的一个重要指标是“官员和老总跑路及被抓的数量”），而美国的市场信用则较少受腐败和人格化区别待遇的困扰。

中美在货币和资本市场上的以上差别，表面上是“货币决定论”逻辑的差别，实际上却是“制度文化决定论”逻辑的差别，因为，如上文的解说所示，货币和资本市场的背后是由制度和文化所规定的信用及相应的观念。另外，经济增长理论确实需要强调信用货币的作用，但信用货币的重要性依然从属于增长“要素推移”的逻辑，信用货币和资本市场只有在更重要的其他制度问题解决和稳定之后才是重要的。

三、中国面对变局的应对之道

对美国来说，世界货币的地位使美国无需通过出口创汇去参与国际分工交易，高人力成本导致产业外移和进口增加，消费信贷和消费观念导致低储蓄，低储蓄和高公债提高了对外资的需求，而美国的外资需求和资本市场的吸引力则推动更多国家出口美国以换取美元。美国的贸易逆差因贸易问题的货币本质而不可能消除，在这个经济循环中，控制美元的发行量成为美国最重要的经济手段和政策工具。

对中国来说，通过出口创汇去参与国际分工交易依然重要，但投资方向主要靠基建、房地产和制造业，内需主要靠居民消费和政府购买（因房地产等方面暴富导致的分配不均也抑制了社会有效需求，政府消费则依然受腐败困扰）；由于资本市场落后，人力资源和土地市场受限，创新后劲仍然不足；货币发行要么受房地产驱动，要么加剧产能过剩，要么引发通货膨胀。土地财政的本质确实是土地金融，城市房地产的“双重信用”也确实使房价大幅下降如同美国贸易逆差大幅下降那样成为不可能的事态。但是，由于制度文化及发达程度的问题，中国缺乏美国那种单一有效的经济调节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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