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科魔咒？

今年年初，《中国企业家》专访王石时，他曾重提了一次“万科魔咒”，即规模上超越万科的公司往往没有好结果。他的意思是，万科已经很大了，超过它就很容易变形。那段时间，记者曾向碧桂园管理层引述这个观点，后者当时表现出明显的不快，称将它当成一种提醒。

当然，现在说结果为时尚早。碧桂园虽然高高在下，但离倒下还有很远，这家公司的财务仍十分稳健。不过，最近几个月，在它身上发生了很多事，它们都指向了一种可能性——高周转产生的巨大离心力，是不是让碧桂园开始变形了？

被陆续曝光的碧桂园集团文件中，出现了以下这些规定：“设计院接到营销户配及设计要求后，当天内出图（通宵）”；“如果摘牌即开工奖项目总20万，每推迟一天，奖励递减1万，20天开工，奖励为0；21天开工罚款1万，逐天递增，40天开盘，罚款20万，41天开工即离职。此外，开盘工期小于或等于3个月，奖励20万；大于6个月小于7个月则罚款20万；开盘工期大于7个月，项目总将被撤职”。

项目上传出的版本则更夸张，如摘牌即开工、三个月开盘等，甚至被曝出要求“35天交楼”。

碧桂园规定：“设计院接到营销户配及设计要求后，当天内出图（通宵）”。摄影：李艳艳

当然，在沟通会上，碧桂园管理层陆续对上述情况作了解释，例如当天要出的图，指的是规划总图，而不是具体施工图；设计人员如果通宵一天，是可以补休两天的。至于35天工期，则指的是项目开盘前，一层售楼示范区、局部园林绿化及样板房这类展示区，最快35天具备开放条件。并且，这并非强制执行标准，会根据不同地质情况、周边环境、天气等因素增加工期。

虽然碧桂园方面认为，以上都是误会，是由于外界对公司不了解造成的。但不可否认的背景是，今年以来，碧桂园对周转率的要求更高了。

截至3月末，碧桂园已签订里程碑计划项目摘牌到动工平均耗时1.65个月，摘牌到开盘5.2个月。即便如此，杨国强依然认为，目前的速度完全不达标。他在集团“高周转”专题会上表示，“任何部门都要围绕高周转，为高周转让路”。

4月5日至11日，一周之内，碧桂园连发三份由莫斌签署的内部文件：《关于提高周转速度、加快有质量供货的紧急通知》、《关于提高集团各单位工作效率、促进项目高周转的通知》以及《关于项目报建高周转的通知》，对三四五线城市项目的周转速度、报建速度、供货速度提出更高要求。

就像高现值激励之于个人，高周转对于企业来说，也是一种兴奋剂，长期服用，会产生越来越强的依赖性。但周转率不可能无限高，一定有一条相对刚性的红线在那里。碧桂园是不是触碰到了这根红线，打破了周转率与建筑规律的平衡，以致于一系列安全事故的发生？

但即使碧桂园想慢下来，也很难。那些被双享机制长期刺激的员工，就像一辆列车的轮子，在架着它高速前行。一位刚到公司两三年时间的中层表示，他已经跟投了500万元，“现在猎头打电话来，我理都不理，哪家公司可以先把我几千万的损失补上？”可见，不仅外部公司满足不了他，当有一天，碧桂园也只能提供市场行情收入时，他同样很难适应。

杨国强是农民出身，又做过包工头，后来搞了房地产，他的财富都是土地赐予的。过去很多年里，他被认为是“土地的信徒”，即使对其他行业有所涉猎，也不过是为了成就更大的地产业务。例如曾有内部人士透露，碧桂园的机器人产业，不过是为了给它的科技小镇里“装点东西”。但从《中国企业家》近两次对杨国强的采访来看，他的心态也在发生变化。

今年6月，记者问杨国强：“作为行业老大，当住宅市场规模见顶后，您会不会有紧迫感？”他的回答是：“没有什么紧迫感，无论做人做事，永远把事情用心做好就是了。不做违法的事，按照经济规律来做，做最有竞争力的产品，就这么简单。”

而在8月3日的会议上，杨国强说：“地产业不能永远做得更大，总要转型。”

目前，碧桂园转型的方向主要是机器人产业和现代农业，请了日本FANUC的沈岗担任机器人板块的CEO，并请华大农业董事长梅永红来统筹两家公司的农业板块合作。看起来，杨国强这次是要来真的。但无论是机器人产业还是现代农业，其运转逻辑和收益曲线均与地产不同，企业长期高速运转产生的惯性，在此刻，不是动力，反而可能成为阻力。

沟通会上，杨国强说：“我为了什么啊，我是天底下最笨的人。”这句话后来在网络上发酵，被认为虚伪透顶。但若你在现场，却可以听出他的沮丧。

“未来我的钱越多，我亏得越大。因为我花掉的钱是我的钱，我死了以后，钱不是我的。”杨国强说。这话其实没错，当财富达到一定量级后，就会失去钱的味道，变成了报表里的一堆数字。

64岁的杨国强，本来确实“可以去亚马逊漂流，跟大哥到珠穆朗玛峰爬山”，花时间做自己喜欢的事，比如读书和想东西。但他选择了留在碧桂园董事局主席的位置上。如那位华南房企高层所说，企业越大，就越得战战兢兢，做老大，得体现老大的特征，尤其老板得学会反思。据杨国强自己说，他最近确实在不停地反思。

沟通会上，媒体问杨国强，碧桂园农业的目标是什么？他回答，做中国最好的农业公司。看来，“最大”这个词，从他的话语体系里消失了。也许，这就是他反思的一个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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