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本以为他今天会亲自道歉的”

8月3日，杨国强没有道歉。“我本来以为他今天也会亲自道歉的。”一位自媒体人写道。

缺乏公共关系经验的杨国强，或许根本没有想到，自己亲自道歉，哪怕只是装装样子，也会给这场沟通会带来更佳效果。如果他想到了，很有可能会这么去做。他是一个善于示弱的人。和人打交道，开场白经常是：“我是一个农民，没读过什么书，很多事情也不是很懂。”

杨国强。摄影：史小兵

杨国强并不冷血。在8月的管理工作会议上，谈到系列安全事故，他说：“我很伤心，生命是最可贵的。四十年前我也是他们中的一员。”由于这是一个内部会议，作秀的成分会比较少。他也不缺同情心，早在2002年，个人就捐建了慈善学校——国华纪念中学，收全国各地家境贫困的高中生，不仅免除学费，连学生的衣食住行费用也都全包，并且会一直资助他们读大学、研究生，直至走进社会。

所以很有可能，根本没人建议杨国强去道歉，没人敢这么做。

碧桂园是一家典型的家族企业，董事会里，除杨国强外，还有多名董事来自杨氏家族，包括杨的二女儿杨惠妍及其丈夫陈翀、小女儿杨子莹、侄子杨志成。

通过多年对家族企业的观察，周禹发现，在这样的企业中，一代创业者通常代表着绝对的权威，是拥有上帝视角的人。那么，杨国强是不是也有上帝视角呢？在碧桂园的历史上，发生过以下故事。

2013年，杨国强写下一篇文章——《我梦想中的碧桂园》，这篇文章很快便被视作碧桂园的行动纲领，制作成灯箱，在总部大楼展示，也刊载在企业年报上。

知名媒体人秦朔曾写过一篇关于马来西亚森林城市项目的文章。文中写道，莫斌对他说：“这个项目，这块地，当时没有一个人觉得能开发，大家都不表态。最后老板说了，大不了就是十几二十个亿不见了（指第一期土地款）。”

看，一件杨国强要做的事情，即使管理层全部反对，也没有一个人站出来，挑战他的权威。

“企业家周围的很多精英，会聪明而敏锐地以一种高智慧的方式，就范于企业家的权威。”周禹表示。当然，他强调，当企业处在高速发展阶段时，这种个人权威带来的一致性和向心力，会令组织的集约性和调动力都很强。

“但一旦企业的阈值和边界达到一定程度之后，组织就得有张力了。应主动制造内在张力，这种张力反而能撑开企业的活力，让它在高度不确定的环境下，对冲风险，激发创新能力。”

自上个世纪90年代至今，华为一直坚持“批评与自我批评”，这种习惯让企业不断自我修正，保证走在正确的道路上。

在这家企业内部，甚至设有蓝军部，专门唱反调。2018年，任正非签发文件《对经营管理不善领导责任人的问责通报》，首先就是对他个人的处罚，额度最大。同年的自我批评运动中，对任正非等集团高管，蓝军部提出了10条批评意见。

遗憾的是，沟通会上，杨国强没有认错，莫斌背下了锅。并且，在莫的话里，仍然能读出对企业家权威的维护：“杨国强主席也很痛心，对我和我的团队提出了严厉批评……董事会和主席做出什么处罚决定，我都能接受。”

另外，在具有高度权威的组织里，个人服从于权威，但权威又无法具体管到个人，制度的约束力就被凸显出来了。例如，莫斌介绍，为了防范今后的质量和安全风险，碧桂园采取的方法是一票否决制，一旦过程中出现问题，“没有拿到的（奖金）肯定没有了，以前拿到的，还要退回来。”

即使是做公益，碧桂园也表现出了制度主义的倾向。近年来，这家公司投入很大精力去扶贫，它采取的方法是，按照不同层级，给员工分配脱贫指标，作为KPI考核的一部分。

这些做法都很符合杨国强的思想。实际上，在同心共享计划推出之前，吴建斌曾建议杨国强，以更长效的激励机制来取代成就共享，但杨国强否定了他的意见：“我们必须了解人性。人性是自私的。这是关键点。我们在选择管理方法时就是要直穿人性的弱点，不能搞平均主义。”

当吴建斌在公众号上记录下这句话时，杨国强就开始被认为是最了解人性的企业家。他虽然只读到高中，却在“人生大学”里修到了博士学历，他对“经济人”的“有限理性”理解得丝毫不差，人的行为动机就是为了满足自己的私利，工作是为了得到经济报酬。

但是人性又何止利己？只要杨国强站到镜子面前，他就能看到人性中利他的一面。一定有什么办法，可以激发这一部分。例如碧桂园可以在制度之上，确立利他的企业文化。让员工不止关注和个人利益有关的前期工作，也关注后期工作，过程中保证施工人员的安全，结果上为客户提供满意的住房。而在帮助他人时，员工也不仅视之为任务，而是主观能动的，发自内心的。

当然，对于一家企业来说，形成文化比制度要难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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