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即便承认市场就是商品交易的场所，那么最近几年来坊间一直吵得火热的市场与政府之争又如何解释？政府，无论如何定义，其最基本的性质是一个组织单位，那么“组织”和“场所”两个性质完全不同的对象怎么能争得起来？当经济学家力主市场经济时，市场似乎又不是一个“场所”那么简单的东西了。所以有些学者会再添上一笔：市场是通过价格信号协调资源配置的机制。然而，根据标准的经济理论，所谓“价格信号”不过就是一个信息问题，在当下信息技术突飞猛进的大环境下，政府也可以依据大数据而不是价格来解决信息问题，就像某位互联网大咖扬言：在未来经济计划是可期的。此时经济学家又如何来为市场辩护？除了交易、资源配置以及不怎么给力地解决信息问题外，市场的本质究竟是什么？

第三个问题：什么是效用？

现代经济学的发展历程，通常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古典经济学和当代经济学。区分二者的关键，是价值理论。古典经济学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石，当代经济学则转为主观价值论。由于“价值”二字在社会科学中引申出太多的含义，现在主流经济学文本中甚至很少使用这个词，而以“效用”替代之。价值理论的转换自然有其原因，在此不作详述，关键是效用理论自身的解释。

效用概念不是太大的问题，早期学者采用的是一种生理学解释，指的是人对外界刺激所作的反应；发展到后来通常指一种一般意义上的满足程度，即某特定的事或物，给人们带来的主观感受。真正的问题就出在这个“主观感受”上，如何将这种可感知却无法证实的效用以符合当代经济学标准的方式表达出来，成为一个难题。

早期学者接受的是由功利主义泰斗边沁（Jeremy Bentham）提出的方案，即将个人从每件事或物上获得的主观感受赋值，得到一个可度量的效用值，这就是“基数效用论”（Cardinal Utility）。基数效用论的优点和它的缺点一样突出，好处是方便计算，坏处是我们在现实生活中绝对不会用这种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感受。而后由帕累托（Vilfredo Pareto）提出了另一种方案：现实中我们不会对事或物赋值，但是当需要进行选择的事和物摆在我们面前时，我们会进行排序，这种先后次序间接地表达出我们对于不同的事和物所作的效用评价，这就是“序数效用论”（Ordinal Utility）。序数效用论的现实解释力更强，但也有缺点，一旦遇到人际间效用比较，或者说估算社会福利这类需要个人效用加总的问题，序数效用很难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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