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PISE”导向实现“3H”

1978年之后中国的经济改革与相关政策制定有一个明显的特征，笔者将其总结为“PISE”导向。简单概括为三句话：

（1）在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关系中，政策制定更加注重生产（Production）。发展战略、政策措施、资源支持多以生产为导向的。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服务于生产的基础设施的建设发展速度（如公路、铁路、机场、港口、桥梁、电网等），明显快于服务于生活的基础设施（如医疗、教育、养老、文化休闲）。

（2）为了扩大生产，需要投资，投资需要储蓄；因而政策往往更倾向于鼓励投资和储蓄（Investment and Saving），而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消费。例如，“金融抑制”四十年来在不同程度上长期存在，最大限度地为基础设施建设和扩大再生产投资动员了资金。

（3）由于企业是现代经济中最主要的生产主体，因而政策往往相对更偏向于企业(Enterprise)，而非居民个人。长期以来，各个地方政府都把发展经济的工作重心放在招商引资上，制定各种优惠政策吸引国内外优质企业入驻；直到2017年前后，注重吸引人才和年轻人口才被一二线城市普遍重视起来。再比如，在金融发展方面，长期以来更注重金融机构和金融体系为企业融资的功能，而对服务老百姓理财的功能则重视不足（银行和证券市场均是如此）。

“PISE”导向促成了中国经济“高增长、高投资、高储蓄”的典型特征（简称为“3H”）。中国经济长期接近50%的国民储蓄率在全球范围内都是不多见的，在主要大型经济体中更可谓脱颖而出。高储蓄为企业扩大生产、为政府基础设施建设提供了资金保障。而企业投资和基建投资又为经济高速增长创造了前提。

根据经济发展阶段的不同，“PISE”导向并不总是合理的；但对于工业化早期和中期的发展中国家而言，的确具有明显的优势。反面的案例是一些非洲和拉美国家：前者是由于储蓄率长期较低，没有资金去投资，经济因而得不到积累和发展；后者则是过早地实行了与经济发展阶段不行适应的高标准福利政策，陷入“过度福利化”的陷阱。借外国人的钱投资也不失为一种选择，东南亚金融危机之前的泰国、印度尼西亚就是这么做的，然而一旦外资撤出，容易引发金融危机，对经济社会发展造成难以估量的负面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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