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是，在建设法治国家的当下，税收立法本属于立法机关的权力，先前的授权立法就只是经济体制改革初期的权宜之计，不能成为法治国家的常态。因此，尽管1982年宪法第八十九条第十九款规定，国务院可以行使“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授予的其他职权”；尽管国务院根据全国人大1985年的授权，就有关“对外开放和经济体制改革事宜”有权制定行政法规，但是，2015年《立法法》第十条规定“授权期限不得超过五年”，第十一条又规定：“授权立法事项，经过实践检验，制定法律的条件成熟时，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及时制定法律。法律制定后，相应立法事项的授权终止。”这就是说，条件成熟时，全国人大应收回立法权。原有授权立法事项终止。

因此，从文本解释出发，结合《立法法》第九、十、十一条的规定，可以看出，2015年全国人大通过《立法法》这几个条款的表述，一方面第九条事后追认先前的授权立法行为，同时第十条规定授权期限不得超过五年，也即在到2020年期限截止；第十一条规定，在期限截止之时，“条件成熟时”应该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立法。既然到2020年授权期限截止，那么到2020年全国人大应该收回授权，或者即便没有明文收回授权，由于其1985年授权期限截止，其授权自然失效。

根据2015年《立法法》第十一条规定，无论认为条件是否成熟，因为第九条的授权期限截止，授权自然失效。国务院作为被授权机关，须根据第十条第二款的规定，向全国人大报告授权立法的执行情况，是否继续授权，由全国人大决定。授权失效和提升立法层级是两个问题，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如果授权自然失效，而提升立法层级尚未完成，税制体系或就将面临合法性疑问。这一点，尚未引起充分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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