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某些自然垄断行业为例，该行业的国企由于其资产专用性很强，在企业建立初期的资金投入巨大，根据边际成本定价的话，该企业将永远无法收回成本，即企业将长期面临亏损的局面。但是如果该企业想继续经营下去，势必要得到政府补贴。因而，此时的政府一定会对该类国企进行一定程度的价格管制，目的是真正体现国有企业政治社会责任的一致性。由此可见，国有企业一方面要维护公共利益，另一方面因其垄断地位又很容易侵害消费者利益。国有企业的这种“诺思悖论”，正是新时代国有企业双重目标下改革的重点，从而需要采取相应的制度安排，而其中发展混合所有制就是一种理性选择，从而可以化解双重目标之间的冲突。

国有企业发展混合所有制的理性选择

如前所述，如果国有企业改革根据委托-代理这种完全契约理论来设计，那么就很容易设计出最优报酬结构。然而，由于设计契约是昂贵的，很容易造成契约不完全。因此，当契约所没有涵盖的情况出现时，问题就会出现，从而造成各种重新谈判问题，进而研究最优治理结构问题。新古典经济学承认国有企业可以弥补市场失灵，但没有进一步解释这样的问题：政府为了弥补市场失灵可以采用很多政策工具，为什么在某些情况下政府会选择国有企业这种直接干预形式？例如，对于某些公共产品和服务，既可以采取公私合作制（PPP）的方式，也可以采取政府管制私有企业经营模式，那么为什么要直接采取国有企业方式？由于新古典经济学忽视了制度的重要性，无法发现不同类型的政策工具在制度安排上的差异，无法解释国有企业相对于其他政策工具有哪些比较优势，从而无法回答上述问题，也就无法解释国有企业存在的合理性。要真正理解国有企业存在的合理性，就需要走进不完全契约世界里。其中，交易成本经济学和剩余控制权理论是基于不完全契约的企业理论。不完全契约理论认为，在一个不确定性的世界里，由于有限的认知能力，在签订契约时无法预测到所有可能出现的情况，因此，契约是不完全，会产生事后再谈判，企业剩余控制权十分重要。随着国有企业改革的深入，很容易发现，国有企业的最优化与私有企业完全不同。私有企业的最优化可简单视为追逐利润价值最大化，但是国有企业的最优化不仅仅涉及此类经济目标，还涉及国有企业承担的政治社会责任，这使国有企业最优化问题更为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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