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林毅夫：我讲的产业政策不是政府代企业决定发展何种产业(5)

他强调，企业遵循一个国家每时点的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来发展产业、选择技术，政府根据具有比较优势产业的需要，提供相应的软硬基础设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取得快速增长，实现追赶发达国家最好的策略。

采访中林毅夫还强调要回归亚当·斯密，不过，“不是要回归到《国富论》的结论，而是要回归到亚当·斯密的方法论。亚当·斯密的方法是对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决定因素”的研究，《国富论》中的结论是以这种方法研究工业革命以前当时已经处于发达阶段的国家经济发展的决定因素的结果，新结构经济学则是研究在现代社会中一个发展中国家收入水平不断提高的本质和决定因素。”

在这个过程中，他提出了近年来引起争议的“有为政府”概念。

“按照比较优势来选择产业是经济学家的语言，作为企业家他只关心利润，怎么让企业家对利润的追求，能完全吻合这个国家在每个阶段要素禀赋所决定的比较优势来发展呢？”林毅夫说，“必须有一个制度安排，就是价格信号能够反映要素的相对稀缺性，而这种价格信号，只有在充分竞争的市场中才能产生，因此，按照比较优势发展的制度前提是必须有充分竞争的有效市场。不过经济发展是一个技术不断创新、产业不断升级、软硬基础设施不断完善的过程，经济要发展好也必须有一个有为的政府来克服先行企业家的外部性和软硬基础设施完善的协调等必然存在的市场失灵。”

按他的理论，发展中国家发展经济最快最有效的方法就是按照要素禀赋结构的升级所决定的比较优势的变动来发展新的产业。如果存在有效的市场，随着资本积累，要素禀赋变动，原来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就会失掉比较优势，企业家会有根据要素禀赋结构变动、相对价格变化而产业升级的必要，但是先行企业家可能成功可能失败，失败了自己负担所有的成本，成功了，其他企业家会跟进，竞争的结果不会有超额利润，因此，理性的企业家有时不会主动进入当时时点下新的产业领域，这就需要国家给予一定的奖励以补偿其“外部性”。

林毅夫解释称，发达国家的产业和技术处于世界最前沿，其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都来自于“发明”，可以通过“专利”来保护创新企业家的收益，但发展中国家的创新和发达国家有一个本质的差异，这些创新绝大多数可能是引进、模仿来的，不是最新的了，因此不能申请专利保护，不过，对于先行企业家来说同样会面临比追随的企业家更多的风险。“政府需要通过专利以外的方式来给予补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