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林毅夫：我讲的产业政策不是政府代企业决定发展何种产业(2)

若欲立之，必先破之。在林毅夫看来，此前盛行的两波发展经济学思潮在解决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问题并无能为力，是因为只看到了问题的表面，而非实质。

在林毅夫看来，强调政府克服市场失灵，直接配置资源发展像发达国家那样的资本密集型大规模重工业的结构主义，以及认为发展中国家的问题主要是政府失灵，应该把政府对市场的各种干预、各种扭曲取消掉的新自由主义，在说明发展中国家为何落后与发达国家的问题上似乎很有说服力，但是，“按照这样的理论去做的国家，遭遇到一个共同命运，他们经济崩溃了、停滞了、危机不断。”

他认为问题出在认识论上。林毅夫强调展中国家不应照搬那些在西方发达国家情境下提出的经济学理论。他认为，发展中国家的学者普遍存在“西天取经”的想法，“对发展中国家来说，这是最大的陷阱。”他说。

发展中国家所接受的理论普遍来自发达国家，但其环境却和发达国家有着天壤之别。“发展中国家拿发达国家的理论和经验作参照系。但是理论和经验的适用性是取决于前提条件的。”他说。

但是，在现代世界史上，不乏通过学习而成功追赶并步入发达国家行列的后发国家，如俾斯麦时期的德国、彼得大帝时期的俄国和明治维新时代的日本，都是在政府主导下追赶成功的典型。

它们为什么能成功？在林毅夫看来，原因是他们的经济发展水平本来和发达国家的差距就不大。“在提出铁血政策的时候，德国的人均GDP已经是英国的60%；彼得大帝时俄国的人均GDP是英国的50%；日本提出明治维新时的人均GDP也在英国的25%、德国的40%左右，而且，甲午战争后中国给予日本的赔偿更是其十年的财政收入。二战后，推行赶超的发展中国家，其人均GDP只有发达的美国的10%左右，例如，1950年，中国和印度的人均GDP都只有美国的5%。”

“水沟很窄的时候，你稍微努力一下，一跳就过去了。水沟非常宽的时候，你一跳就跌下去了。”他比喻说。林毅夫同时指出这些成功的追赶典型成为后来结构主义的思想来源，他们推行的是政府主导而不是新自由主义的政策措施。不过，“从越低的发展水平的国家去发展越高水平产业所需要的干预就越多，干预的性质会从量变到质变，从新结构经济学主张的帮助企业克服市场失灵，到变成结构主义下的扭曲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