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洋中的一条船：次贷危机十年来美联储的对策(5)

即便如此，各国达成的实质性成果依然太少了。G20越来越受关注，但也更容易流于形式。早在亚洲金融危机就被反复提及的IMF治理结构改革，终于在2016年初有了突破，新兴经济体的投票权有所提高，但也仅限于此。IMF 以发达国家为核心的基本权力特征没有改变，美国依然享有一票否决权，新兴经济体获得贷款的条件依然苛刻。危机过后，各国央行的货币政策协调必要性大大降低，没能建立起常态化的沟通和协调机制。随着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日益分化，各国货币当局独善其身的政策倾向也越来越明确。历史教训告诫我们，一旦各国放弃全球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全球经济就很可能陷入危机。

最关键的是，本次危机后各国都没有出现实质性的变革。

大萧条让所有资本主义国家受到沉重打击，政界和学界都对此进行了深刻反思，这给各个领域相关制度的“推到重来”提供了强大动力。所以，金融系统出现了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Glass-Steagall Act)，将投资银行业务和商业银行业务严格地划分开，保证商业银行避免证券业的风险。罗斯福政府提出的法律框架和理论在多方面塑造了随后的《国家劳工关系法》。虽然一些新政项目，如平民保育团和公共事业振兴署都是昙花一现，但有关社会保障、福利、失业保险、最低工资、童工法律、工人结社权利的措施都成为美国社会不可磨灭的一部分。

反观2008年，全球经济快速下滑，但在2009年却实现V型翻转。失业率一度高企，可比起大萧条却是小巫见大巫。各国央行及时出手，国际金融市场的混乱在第一时间得到控制。应该说，各国决策者成功避免了最差的情况出现。这给决策者带来了一种错觉：当前的体制没有根本性缺陷。在驯服经济周期的道路上，我们只是遇到了一个更强的对手，并且取得了“胜利”。

没有锥心痛，何须刮骨刀。2010年，美国推出了《多德-弗兰克华尔街改革和消费者保护法》(Dodd-Frank Wall Street Reform and Consumer Protection Act)，但法案内容充斥着各式各样的修修补补和无奈的妥协，并没有对金融体系进行实质性变革。2011年，出于对1%的“金融精英”的不满，愤怒的美国民众“占领了华尔街”，这成了金融领域改革失败的最佳注脚。社会事业方面，奥巴马政府为推行一项不大不小的医疗改革而陷入苦战。在共和党的压力下，美国原有的社会政策不仅没有扩大，反而遭到了压缩，比如削减了食品券的发放。欧洲更是如此。欧元区货币与财政权力的根本性矛盾依然没有解决。所谓的“单一银行监管机制”，最终只能覆盖欧盟100多家大银行，且监管权力相当有限。一句话，我们成功避免了最坏的情况，却也错过了更好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