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6月1日起施行的网络安全法第四十一条规定：网络运营者收集、使用个人信息，应当遵循合法、正当、必要的原则，公开收集、使用规则，明示收集、使用信息的目的、方式和范围，并经被收集者同意。网络运营者不得收集与其提供的服务无关的个人信息，不得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和双方的约定收集、使用个人信息，并应当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和与用户的约定，处理其保存的个人信息。

李爱君告诉《法制日报》记者，无论是网络安全法，还是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法律规范，都明确规定收集、使用个人信息要经过信息主体的同意，但现实当中，有些经营主体在收集个人数据时，没有遵守法律的相关规定。

李爱君认为，公民个人的选择权和知情权也没有受到应有的尊重。

她向记者举例说，当我们准备接受网络上一个服务时，网页会弹出一个对话框，问你“拒绝”还是“允许”，一旦我们选择“拒绝”，后续的相关服务就享受不了。

“这就是没有给予消费者选择权。”李爱君说，此外，在实践中，还存在收集信息过量等问题。比如我们在使用手机注册一些应用时，还经常被要求同意收集头像、通讯录、位置信息等。

亟需制定专门大数据法律

在贵州省社会科学院院长、贵州省大数据政策法律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吴大华看来，实践中存在诸多大数据应用乱象，是因为国家层面尚缺乏统一、专门、全面的国家大数据法律。

吴大华也是近日由社科文献出版社出版的《贵州法治发展报告2018》的主编，贵州正是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

吴大华对《法制日报》记者说，目前，我国涉及数据领域的法律规范多散见于民事、刑事等基本法律和国家立法机关出台的特别规定等法律文件之中，随着国家大数据战略的全面实施，大数据基础性、全局性的问题亟待国家立法破解。

相关报道: